直到第三天，泾阳县这场抗蝗大战才渐入尾声。由于朱由检命工人反复撒茅草吸引蝗虫，本来在周围几个县肆虐的飞蝗，最后也都被吸引了过来。在几千工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进入陕西的这股蝗虫大军彻底消灭。
此时用“尸积如山”这个词，已经不能准确地形容秦王庄外的原野了。那简直就是一片蝗虫尸体的海洋！朱由检是没兴趣统计，若要统计的话，扁担两头挑的那种大竹筐，恐怕得装个上万筐！
此时周围各府、包括山西和河南的情报也纷纷传来。蝗虫除了被消灭一部分以外，由于把其他地区的田间作物吃了个罄尽，没了食物来源，很快就大批死去。
这场蝗灾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造成的破坏却是十分惊人。西安以北地区由于气候的原因，夏收尚未结束，结果全被蝗虫吃光，相当于是颗粒无收。本来农民们劳累了大半年，就指着这点粮食糊口，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由于无粮可吃，不少农民就开始剥树皮、挖野菜，甚至又开始吃观音土。而朝廷此时被女真人和流贼搞得焦头烂额，户部银库早就空空如也，哪还有功夫搭理这些灾民。而灾民当然不肯眼睁睁饿死，于是各地频频发生“吃大户”事件，甚至酿成民变。
所谓“吃大户”，其实就是每逢荒年，走投无路的饥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涌进地主富豪的家中，要么一日三餐赖着不走，要么就干脆抢粮食。
从表面上来看，“吃大户”当然是不合法的。但穷苦百姓早就受尽了地主富绅的盘剥和欺压，往日还能勉强填饱肚子，因此倒也不敢如何；可眼下连命都要快保不住了，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这些平日横行乡里的富绅，到这个时候也傻了眼。这些平时低眉顺眼、见了他们连头也不敢抬的老百姓，突然就成了凶神恶煞；富绅们不仅得好吃好喝好招待，更得点头哈腰、客客气气，否则就免不了皮肉之苦。
而饥民人数何止百万，自是良莠不齐。其中也有些游手好闲、禀性恶劣的，除了抢粮食之外，还顺走富绅家中不少东西，甚至有的还奸污大户家里的女眷。
富绅们去报官，官府也不敢管，往往还得数落富绅一顿：“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现在庄稼绝收了，就你家粮多，不吃你吃谁？如今时局如此，就吃你几顿、和你女人睡一觉又能怎地？你看那某某县，饥民杀了大户全家、把他的儿女扔进锅里煮了吃！你还告什么告，知足！”
饶是如此，陕北各县仍是民变频频。李自成、张献忠等较早起事的流贼，此时已经窜入河南、湖北境内了，而新一拨的流贼又纷纷揭竿而起。就像一个长了恶疮的病人，老疮还没好利索，新疮已经在原来的位置再次腐烂，终至不可收拾。
与这些地方相比，泾阳县简直就成了人间天堂。虽然田地中的谷子都被蝗虫糟蹋了，但毕竟收获了一部分冬小麦，农户家中多多少少都有些余粮。
夏粮一收，田赋也就该交了。本来作为秦王采邑，泾阳县的田赋收上来不交户部，而是全归朱由检。按照朱由检的意思，今年大灾连着大灾，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那点田赋干脆就直接蠲免了。
但与孙传庭沟通过之后，朱由检才知道就算自己不收田赋，老百姓还是要纳捐，因为田赋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负担，那就是“三饷”。
所谓“三饷”，也就是辽饷、蓟饷和练饷。不管何种名目，总归都是用在军事上了。辽饷早已有之，蓟饷和练饷则是从今年才开始征收的，均为每亩地折银九厘，合计每亩折银二分七厘。
本来朝廷自万历初年开始，已经实行“一条鞭”法，也就是田赋折银征收。按理说这是将赋税货币化，是一项进步的措施。但所谓“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随着明末官场的日益**，这“一条鞭”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其中最不合理的就是钱粮的折算价格。
因为“一条鞭”法刚刚制定的时候，大明国力还很强盛，米价也比较低廉。当时规定一石米折银八分，这和大米的市价也差不多，所以老百姓都乐于接受。
但随着明末天灾频频，以及白银大量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粮价开始飞涨。到了天启年间，即使是在江南的稻米产地，一石米折银二两已经是很公允的价格。就拿西安府来说，朱由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米价稳定在三两一石的水平上。
很快朝廷就发现，如果仍按照每石折银八分，一成不变地执行“一条鞭”法，那么收上来的银子根本就买不到那么多粮食。
本来这事也简单，按照市价去折也就是了。但各地的地方官员立刻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恶毒的办法：不按照“一条鞭”法那样折银征收了，仍然征收实物粮，但钱粮折算的价格还是按照每石八分！
这招可太损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朝廷派给某个县的税额是三万两银子，只要给朝廷交够这个数，县令就算完成任务。而朝廷定的税额，是考虑到了粮价的变动。比如在万历年间，同样是这个县，税额还不到一万两。从皇帝的角度来说，现在收的银子虽然多了，但还是只能买那么多粮食，因此不觉得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
可向老百姓征收时，地方官却按照每石八分的价格，将三万两银子折成四万石粮食。而粮食的市价至少也在三两以上，四万石就能卖十几万两银子。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