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有辽东的紧急塘报，所有人的心都立即提到了嗓子眼。
这“塘报”也算奏章的一种，但专指军情。这些年朝廷在辽东屡战屡败，虽然中间夹了个“宁远大捷”和“金州大捷”，但均非决定性的胜利。相反在最近的“柳河之败”中，又被后金军杀了个大败，也导致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去职。所以朝臣们对辽东塘报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塘报一到，准没好事。
朱由检也很紧张，急命人呈上塘报。打开一看，却是蓟辽总督阎鸣泰、辽东经略高第、辽东巡抚袁崇焕联名急奏：建虏大酋皇太极已获悉崇祯登基，向驻守宁远的袁崇焕遣使，呈上皇太极的“国书”，要求讲和。事关重大，不论是袁崇焕，还是高第、阎鸣泰，都不敢擅自决定，只能将皇太极的信件转至京师，让崇祯“圣意天裁”。
后面附着那封“国书”，朱由检展开一看，却是满纸鬼画符般的文字，想必是努尔哈赤发明的“满文”了。满文之后，则是一篇字迹工整的汉文，想必是投靠后金的汉人所书。
书信的语气颇为倨傲，上来就说了一通“七大恨”，反正意思就是大明对不起大金国，大金国是迫不得已才奋起自卫。自天聪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更是英明神武，在柳河之战中大败明军，八旗勇士更欲直捣山海关，将辽东明军彻底消灭。
不过天聪汗生性仁慈，不欲过多杀伤。听说大明新君即位，愿遣使通书以结世代友好。只要大明答应大金国提出的条件，大金国愿意接受大明的册封，永远息兵。
再后面就是皇太极提出的条件了。不用问，这些条件是极为苛刻的：
第一，大金国与大明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外尽归大金国；第二，裁撤东江镇，放弃皮岛，交出毛文龙任大金国处置；第三，承认朝鲜为大金国的属国，不再直接向大明纳贡；第四，大明选一名公主嫁给天聪汗，因熹宗和崇祯都还年轻，并无成年女儿，光宗的女儿（即朱由检的姐妹）均早夭，请从万历的女儿中选取一名；第五，大金国每岁向大明纳贡，做为回报，大明向大金国输岁币白银五百万两。
朱由检看罢，将塘报与皇太极的书信遍视众臣。乾清宫内立时炸了锅，大臣们很快分为立场鲜明的主战、主和两派。
一派以吏部尚书孙承宗为代表，东林党人为骨干，坚决反对和议，认为建虏欺人太甚，辽东之地绝不可弃。一旦允其求和，则国威大损，上至皇帝下至群臣，全都颜面扫地。
另一派则以施凤来等阁臣为代表，户部、兵部、工部的一些官员附议。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辽东乃羁縻之地，即使议和，也不存在丧失国土的问题。自从萨尔浒之战，朝廷在辽东丧师数十万，耗银数千万两，已经严重动摇了大明的根基，实在难以为继。加上陕西、河南、湖北等地流贼纷起，朝廷兵力捉襟见肘，还不如“攘外必先安内”，先稳住建虏，把流贼剿灭了再说。
何况这是皇太极主动提出和议，并且同意受册封、纳贡，朝廷也算保全了脸面。和亲历史上多有先例；岁币数额虽然大了些，但比起每年近千万两的“三饷”还是少数。两害相权择其轻，不如允其所请。
除了这两派以外，也有极少数的中间派，其中就包括户部尚书王在晋和兵部尚书袁可立。他们虽不赞成与建虏达成和议，却主张利用这个机会假意与皇太极和谈，趁机麻痹对手，抓紧战备。待有把握时，即可终止谈判，挥师进攻。
不过中间派人数极少，又两边不讨好。主战派认为朝廷就该堂堂正正，中间派之议纯属两面三刀，君子不屑所为；而主和派也认为以建虏之狡猾，会很快识破假谈判，到时其恼羞成怒，必将大举入寇，反而弄巧成拙。
三派争执不下，当然最后还要请皇帝表态。朱由检这次却一反常态地表示，充分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既然意见不统一，那就明天早朝再议，现在退朝。
散朝之后，孙承宗怒气冲冲地叫住王在晋和袁可立，直截了当地道：“岵云兄（王在晋号岵云）、节寰兄（袁可立号节寰），你们怎么能赞同议和呢，即使假的也不行！难道你们忘了圣上曾亲获宁远大捷，昨天在日讲时也说‘祖宗之地，寸土必争’么！圣上重用我等，正为砺朝纲、扫前朝颓丧之气，你们怎么反倒与施凤来等人一唱一和，唉！”
王在晋也叹了口气道：“恺阳兄（孙承宗号恺阳），你的倔脾气这么多年几经宦海沉浮，还是一点没改。但是你也曾督师辽东，应该对那里的情况很清楚。宁远大捷纯属侥幸，而且算不算‘大捷’，尚在两可之间。为人臣者，谁不想上阵杀敌、为君父分忧，问题是朝廷现在根本没有剿灭建虏的能力！你那个关宁锦防线，两年耗银近两千万两，前日袁崇焕、祖大寿又来信催饷，可是国库空空，你道我这个户部尚书好当么！”
孙承宗一听王在晋又要攻击自己最为得意的关宁锦防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别过头不看王在晋，转对袁可立道：“节寰兄，你是兵部尚书，你来说说，若没有宁远、锦州，建虏是不是要兵临山海关城下？山海关一丢，京师岂不危矣？建虏还想让朝鲜成为它的属国，更是荒谬，它自己都不是国，只有一部附庸于一国，岂有一国附庸于一部之理？”
袁可立却不紧不慢地笑道：“恺阳兄不必激动。圣上乃英明之主，自有圣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