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比赛中，我驾驶着那辆毫不起眼的赛车冲在了最前面，排在第二名的蒋介石脸色铁青，因为以往每次总是他第一。 可是在冲刺的时候，我的汽车突然发生了故障，最终还是被蒋介石超了过去。
赢得了冠军的蒋介石走下车来，径直走到我跟前，和我握手，请教我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我到他的郊外官邸做客。从此以后，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我套近乎。自然，在很多次谈话中，一些情报也就从这些将军们的嘴巴里流到了我的报告里。”
“从1930年5月开始，我从广州出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我的足迹遍及南方许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结束采访之后，我给总部写了一份较为详尽的材料，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
“那么，你向朱毛赤匪提供了什么情报？”小林问道。
“很多，比较重要的有：1932年德国顾问魏策尔，帮助国民党政府制定了第4次围剿计划。我设法搞到了这份作战计划，包括进攻方向、兵力部署及部队集结日期。我立刻把这份名为‘掩体战略’的计划电告莫斯科。同时，也把这个情报辗转通过几个人的关系，最终送到了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在围剿前就做好了准备，避免了重大损失。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在沈阳开始行动，强占满洲，整个东北都陷入了混乱。这时，红军总部最关心、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已经对中国发动了军事攻击，那会不会入侵苏联呢？
红军总部来电指示我加紧收集情报，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我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尾川秀实的日本人，他当时是《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
“你们是如何认识的？”小林又问道。
“是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的记者、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介绍而相识的。因为都是记者，共同之处很多，我们便成了朋友。”
“尾川秀实知道你是**的间谍吗？”长孙花衣突然发问。
佐尔格马上反应过来，应声道：“不知道，直到今天，这位可爱的先生还蒙在鼓里，我只是出钱向他买感兴趣的消息。”
“你休想为他开脱，尾川已经承认自己是深海了。”小林叫着。
“你大概是想急于成名吧？就好象在德国有人纵火焚烧国会大厦；在法国有人想拆毁埃菲尔铁塔；在美国有人企图推倒自由女神像一样吧。”
佐尔格的幽默、辛辣使全场人轰堂大笑，同时也都十分佩服他的睿智，因为他是有所指的，上述这些行为，都是反动派栽赃给**和民主人士的丑恶伎俩！
“请往下说。”高田*官强忍住笑说。
“1932年初，我从尾川秀实那里得知，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目标很是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因此，我做出判断，日本不可能进攻苏联，它的目标仍然是中国。我马上给总部发电。1932年1月28日，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我的判断。”
“你是在什么时间离开中国，又是在什么时间到日本的？”高田*官问。
“我是在1932年末离开了中国的。”
“这就奇怪啦，你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可谓是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跑到日本来呢？”小林不解地问。
“原因是‘牛兰事件’。”
“牛兰事件？”
个别敏锐的记者，马上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好材料，是一个价值可观的新闻眼。马上有记者站起来提出要求：“佐尔格先生，请详细说一下这个事件。”
佐尔格礼貌地转向高田*官，以眼光征询他的意见。
高田*官点点头：“你可以说。”
“牛兰事件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就难怪在座的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当时，这可是轰动一时的国际性的大事件呢！”
佐尔格侃侃而谈：“牛兰是苏联**员，他的真实姓名叫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形势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任务是重新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一名共产国际信使，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在中国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很多世界名人都加入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