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吧，对他的为人，我算不上心服口服，不过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别扭的地方儿，不信任就更谈不上了。至于由他领着办案，有几次我确实肚子里揣了不同意见，或者说是反对意见。但他是管事儿的、拿主意的，就跟一美国越战片演的似的，就算那个当中尉的是个呆子、胆小鬼，一帮最高也就是中士的老兵还是得听他指挥，所以我服从他的安排，公事公办嘛，何况他可不是电影里那种呆子胆小鬼。”
愚公命令刑天靠边停车，问他是否信任自己的刑警队长的时候，刑天一度以为他是在试探自己是否仍旧信任愚公这个犯规小组的领导者。目前小组中他跟随愚公的时间最长，对这位大他十几岁的东远印刷厂老客户兼幕后老板一直抱以绝对的信任。然而这一回，刑天猛地察觉到，本次“禁土”行动中，他真的萌生了对愚公的不信任感，这绝对是加入小组后的第一次。经过紧促的追忆，他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始于听在山洞第一回愚公描述那位需要保护的刚正的“老九”书记：“老九是个正直的人，容不得欺负父老乡亲的恶霸地头蛇，如今他敢明着拆了这伙儿地头蛇的台子，就算他不怕，他们也肯定要报复他。”
事实上，即便他尚未意识到，自“禁土”正式成为小组的新一项行动之时，他便于某一角度上构成了对愚公威信的质疑——利用领导赋予的权力将领导坚称的私事扩大为公事，随后又把这一权力还回去，让领导亲手来统筹处理这一被扩大的问题，换成另外一个在衙门口吃了数十年官饭的人，本应清楚如果愚公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官僚，这样的做法会在其内心点起多大一股无名火，以及这股火终将把自己烧得多么惨。幸运的是，与刑天合作多年的愚公就是愚公，不是官僚。
车里，自认为摸准了愚公提问的思路的刑天却没有像但丁那样顺着这一思路组织自己答话的语言，战战兢兢地用一语双关的方法把话说得恳切而圆满，通过种种言外之意使感到被质疑的愚公听得舒坦。凭着同愚公的交情及二人相互间的了解，他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答复。甭管他怎么想的，问什么就说什么吧。刑天这般想道。他已经在盘算如何回答愚公即将问的“那你还信不信我”了。
“总而言之，你还是信任他的，直到现在，对吗？”“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反正现在我还信不信任他倒不重要了。我不是刑警了，我现在归菜市场治安办公室管。”“老九，他是我的队长。不客气地说，我对他的信任，胜过你对刑警队长的信任。”
刑天万没想到愚公的问题带出的是这么一句话，片刻的惊异之后，他马上掂量出了这话的分量。犯规小组虽不收个人简历，但每一位小组成员的背景、经历乃至私生活，他的同事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唯独愚公的“简历”是个谜。除了与东远印刷厂的默契关系，即使是资格仅次于他的刑天对于他和他的生活状态一无所知，只能凭他不那么鲜明的口音推测他的老家可能位于西北地区。他从不主动与成员们谈起这方面的话题，大家亦不好意思问他，同样不便问张厂长。尽管其他五个人各自对此怀着一个大问号，可谁也没有足够的胆量去解开它，甚至不愿和同事就此进行交流，或许这样做的难度和风险都远远大于追查行动目标的底细。此时此刻，愚公亲口吐露的这句话纵然简短，却明显蕴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和感慨，并且涉及小组成员们闻所未闻的隐私。果然，愚公又说：“二十多年前，在西北，他是我的队长。他，我，还有队友们，我们……那古诗怎么说的？噢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大概就和我们那时候一个样。”
愚公似乎陷入了无尽的往事中，刑天已经听得呆了。“事到如今呢，队友们散了，有的再也见不到了。只剩他和我还有联系，他……他救过我的命！”
“他救过我的命！”身在大羊屯村委会大院正门50米外的大路上，刑天像昨日的愚公一样脑中弥漫着回忆，而愚公用低沉得几乎听不见的音调嚼出的这句话正如乍响的雷声回荡在他耳边。蓦地他觉得肩膀被拍了拍，不用猜也知道是卓吾。
“我说，司机同志，司机同志？”卓吾小声唤道。“有话就说！别‘同志同志’的叫。”刑天同样没放粗嗓门。“叫过你几声你都不应啊。我说，咱俩的模样站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容易给那位‘老九’制造舆论压力呀？要不到一边儿坐一坐？”顺着卓吾的眼色，刑天瞥到过路的村民不住地冲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还有一些站得老远的闲人往这边探脑袋。“也是。大记者，别回头让人当‘老九’书记有作风或者经济问题呢！”
出山洞前，愚公替他二人化了化妆。冒充记者的卓吾的外表显得更加成熟而圆滑，而“司机”刑天则变成一个不起眼的苦力。“摄影师”愚公进村委会的时候没有扛摄像机，所以这会儿两位媒体工作者套着“tv”马甲，一个一手握话筒一手拎挎包，一个跟端冲锋枪一般端着摄影机，戳在村委会离村委会不算远的地方，不光乍眼，也颇有些不伦不类。看到路旁有棵老柿子树，刑天一指，道：“去那儿歇会儿吧。”
两人避入树荫，将手中早就已经因故障损坏的采访器材藏到身后，又把马甲脱了下来。“这回咱们太显眼了，一点儿也不隐蔽。”刑天注视着村委会大院，问卓吾，“愚公进去多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