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体制下，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方式和难言之隐，而记者不过是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通过新闻媒体而传达公正廉明嘛，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难道公正就这么可怕吗——现在，遇到了嫌疑人和警方推给她的一个难题，潜意识里她是希望警方“获胜”的。
只要拿到证据，无论犯罪嫌疑人是谁，当着她的面还怎么说？
可是结果出乎意料，她感到无地自容。
程贵阳转头面对柳雅致：“记者，就看你的文章怎么写了。”
又补充一句：“你不写，日后我写。”
支队长看到大队长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
“我很愿意，”他回答，“既然我认定这个家伙是重大犯罪嫌疑人，现场搜查又没有结果，我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脱下这身警服。如果最后有证据证明他无辜，那样的话，我就要穿上我最喜欢的西服，戴上帽子，走到阳台上，向你们挥手，就像当年被迫离开去向你们告别一样。”
张铁山可没有被他的玩笑打动。
没有人愿意承认错误和失败，如果对市委秘书采取措施和搜查行动本身出现失误，那么他愿意代支队长受过，脱警服，他先脱——突然，厨房外面墙角那堆足有十吨的黑色原煤引起了他的注意，眼睛突然一亮。
后来面对女记者回忆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刘海洋说那天同意请她进入搜查现场，到张铁山阻止他脱警服，可不仅仅是面对媒体和同事间的工作方法，表演给柳雅致和嫌疑人看的。
那是张铁山对搞刑侦的一丝感觉——他渴望为自己摆脱困境而不是为别人工作。“采取措施和搜查确实具有一定盲目性，压力太大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能怎么办？不采取措施又能怎么办？
几十年来就是这么干的，摸石头过河，失误是难免的——不过跟这些靠智力支撑进行暴力犯罪的嫌疑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家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他说，“我们都开始明白那些过去常常猜测的事情……”
“不少人说当警察，尤其是当刑警威风凛凛，除了遭受的非议外，就独立的思考、敏感的神经而言，我也基本表示赞同。”
张铁山盯着煤堆迟疑不决的面孔，在刘海洋眼睛里如同找寻钻石的寻宝者。一点火焰同时开始燃烧在他别扭的脑海里。这世界上毕竟还存在着和他一样关心警察命运的人！
何况那是一堆由任何角度分析都仍有疑点和希望的地方。尽管它已经被无一遗漏地反复认真搜查过，但由于体积太大又无处移动，所以成为最后疑点。
如果从中遽生异变，他可以把一切耻辱重新变成罪证锁定在嫌疑人身上。
柳雅致注视着程贵阳。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站起身来。柳雅致暗自思忖，这个人还带点“正气”。要把此人和骇人听闻的“市委书记灭门案”联系在一起，实在难以想象。她想，如果让自己来确定重大犯罪嫌疑人的话，她一定会选中那些眼冒凶光的社会人渣。她看到张铁山正在跟贴身的助手们进行磋商。
柳雅致很想知道他们正在谈论着什么。
张铁山不愧为刑警支队最年青有为的大队长之一。他屡立奇功，长期侦破工作锻炼出来的果断与机敏，可能并没让他从煤堆中看出什么，只是一种警察本能的反应或者说想求证而已。
但这种情况下令刘海洋心中的火焰开始升腾起来。他停下解衣动作，走出去跟张铁山一起审视着那堆乌黑的煤炭。
一堆煤块混杂着煤面默默无声。这是一堆用于师傅炒菜使用的燃料，产于这座城市城郊的国有大煤矿。
几经辗转，成为料理店灶房外面占地最大的物品。金善女这间商铺刚兑下来尚未正式开业，一次性费劲地买来如此大的数量，犯罪嫌疑人能否把罪恶的线头深埋在看上去并无异常的黑色物体下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疲惫不堪的同志对彻底将它移动持怀疑态度。
外面空间有限，几乎没有可以全部移动的地方。否则几次三番搜查早就移开了。他们没有把嫌疑人当作奸商、投机者和智力的敌人，不相信下面会有秘密。
当张铁山、刘海洋和省厅专家研究是否把它移开时，大家的情绪就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一项使命，一个非常必要的任务”，支队长告诉下属。没有人知道能否从它的覆盖面之下，从唯一没有彻底改变现状的搜查下找到东西。
“但必须这么做，无论多苦多累！”
法学界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而就在那个搜查现场——其实柳雅致觉得新闻也不例外，亲身经历了看得见的正义。作为现场不合时宜又必须存在的人物，她只需要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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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长、省厅同行和张铁山观察了好一会。最后决定必须把它全部移走。外面放不下，就将它们移到厨房去。它没有被彻底翻动过的痕迹，这么一个小煤山，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彻底翻动不太可能，刑警们此前只用烧炉子的大铁钎在四周探查捅出过几十个窟窿，然后又基本恢复原状。
张铁山让人拿过来一根长长的炉钎使劲一捅，用力捅到底，的确没有觉出里面有什么，但距离中心地面仍有距离。
刑警和搜查专家们面面相觑。刘海洋环视身边十多个下属紧张中掺杂着不满的脸色，突然觉得疲倦不堪。他知道大家心中想的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