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找他，他明白决非偶然，虽然表面看上去七哥并不害怕什么，但感到自己的调查一定是刺痛了他的要害。
如果警方重新立案侦查，无论这些人是否有新的犯罪事实，查到一定时候，必定要反过来追查过去负责案子的责任，甚至于追究刑事责任。
下班后，走进家门刚放下包，妻子把饭菜端上桌了，他正要洗手吃饭，市委副书记王建新的电话紧跟着就打到了他家里。
复杂的人事关系，干部连干部，亲戚套亲戚，人人都清楚，却人人说不清。许多人苦心经营多年，盘根错节，什么事你一叫真，弄不好就把自己扯进去，陷入泥潭。
眼下，对于为市委主要领导服务了十多年的秘书，市委副书记的话很简单，只几句，也是关于七哥的事，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顾大局！
至于调查“黑社会”的事，认真起来势必造成恶劣影响，有损执法机关形象，可以低调处理，既要告诫那些胆大包天的娱乐场所经营者守法，更要说服**代表和当事人不要到处告状，再给些钱，老百姓告状为什么？多数还不是为了钱——经济损失嘛！
但是，程贵阳却不这样认为，他手拿电话，尽量委婉地说：“王书记，我不是没事找事干，我是看人家有冤情……”
王书记传过来的话就有些变味了，他没让秘书把话说完，不客气地截断他，说：“有冤情，有冤情的人多着呢！你一个秘书管得过来吗？你是‘包青天”哪？”
王书记有这样一个习惯，他的话在市里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原市委书记都让他三分。他甚至暗示，他管不了那个**代表和老百姓，但他能管得了程贵阳。
他从来不认为市委任免一个干部存在着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管干部的市委副书记，办一个干部任免，似乎就象把一份文件从一个抽屉换到另一个抽屉一样只需举手之劳。
他撂电话前，最后给程贵阳的话是：“你再想想，是维护大局和社会稳定重要，还是一个其他重要？”他的意思是，你这么一整，市里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势必要毁在你手里。
说完，不等回答，电话“喀嚓”一声撂了。
程贵阳想对着话筒大声喊：我认为，维护法律尊严和老百姓利益才是真正的大局，真正的党性！
可他没有敢喊。喊了，市委副书记也听不见了。
一时间，程贵阳脸色铁青。妻子叫他吃饭，他回头一句“不吃了”，进卧室休息去了。
这一幕，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程贵阳，第二天上班之后就一直心神不宁。百姓心中一杆秤明白着呐。个别“长”们只不过是些将灵魂抵押给夜总会、娱乐城老板的木偶。
在一些人看来，象郑老爷子——那位值得共和国尊敬的老军人一家老少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走点“歪门左道”，他们就是喊出大天来，眼睛喊出血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到底是谁的耻辱？！
第二次采访整整进行了一天时间，中午吃饭只用了半小时。
前市委书记秘书一旦打开封存的记忆，完全忘记了自己眼下的身份和环境，滔滔不绝，不用提问。直到他把一件事讲完，发现天色已晚，看来，应该结束了。
黄昏的时候柳雅致站起来，尽量不让自己的感觉在脸上流露出来，开始收拾记事本和录音机，带程贵阳的看守已经进来了，程贵阳默默无言地向门口走去，一只脚已经跨出门外，一只脚还在门里，他突然回头站住了：
“记者，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罗本强，告诉他，我对不起罗书记。也对不起他和他们全家。”
想想又说，“罗书记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他恨我归恨我，但我相信他气消了之后也能原谅我。”
说完这句话，他的另一只脚随即跨出门外，沉重的铁镣声在走廊里拖出很响很响的声音，越去越远……
后来柳雅致在采访吴荣贵时，吴荣贵说：“我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虽说念了个初中，但跟程贵阳没法比，人家是自学成才，有思想，有能力，能文能武，全才！反正我是佩服得紧！
你采访他了，就不用采访我了，他说的就等于我说的，他的想法也就是我的想法，只是我不会像他那么会表达罢了。我就说一句话：他不是为了自个儿。他要为自个，完全可以过一个体面的生活，不像我们没吃没穿，下岗摆摊又挨熊。
不管他当市委秘书，还是写他的文章，都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坐在办公室或家里敲敲打打就行了，就来钱，衣食无忧，日子不愁。可最后他还是那么干了，为啥？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反正我就知道他不是为自己！”
普普通通的话，大直话，反倒让女记者很感动。
是啊！谁能反驳说程贵阳没罪？
谁又能说他为自己犯罪？
但是她清楚下笔的时候就不能这么说了，否则，她的文字无疑废纸一堆，白费劲。
可是出于一个记者的良心或者说良知，她又想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管它能发表不能发表，管它白费劲还是不白费劲。
******************那天早晨，细雨绵绵，天阴得很黑。女记者上班路上在市府门前认出了程贵阳说的那个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