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书记砸烂了锅碗瓢盆桌子凳子和摊子，还掀了油锅烫了人，满脑袋缠着白花花黑糊糊药布被众手伤心欲绝地抬到法院，大呼冤枉，带头‘闹事’案中最大的苦主就是这个徐三脚。
他虽不是下岗人员，但实实在在是个走投无路的三无人员。几年前书记执法时就拿他首先开刀，市委书记罗守道、市政府要求三至四年内达到‘国家级卫生城市’标准，随后滨江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对城区35条主街道的创卫战役作出具体部署：创出28条‘卫生严管街’；每一至两个月要再创出一条‘卫生示范街’。
“活该徐三脚倒霉，随着创卫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街边小贩与书记执法者之间也从‘暗战游击’进入正面冲突。
“那一日，城管支队大批队员在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马路街道进行创卫验收前，向街边小贩发起了最后也是史上最疯狂的进攻。
徐三脚夫妇对此提出质疑，可怜他话没说完，身边的摊子早已被掀翻，随后一锅滚沸的炸油便上了身和脸，同时对‘没有行动的’摊点进行没收工具捣毁炉灶处理。
“事后一小时，全身80％的皮肤被油灰，伤情为最严重的3度烧伤躺进重症监护室的徐三脚，昏厥中咬着牙叫着‘告、告、告法院去……’此举引燃了全市甚至全国有关‘是小贩素质低下还是书记执法粗暴简单’的大讨论。……”
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但结局远没有就此结束。
程贵阳说，这个事发生时他正在申请辞职，准备回家一心一意写作。
他认为那样也能吃一碗饭，既然自己觉得不适合继续作市委书记秘书工作，最好的选择就是尽早离开。眼不见心不烦。许多事情，比如创建卫生城之类，不是不可以做，问题在于怎么做？
劣的东西在被发扬光大，优的东西却在隐退和消逝。一声命令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这非常值得今人思考。
现在的天朝当然跟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不幸的是，黑暗的十年造成了天朝理论工作者的断层，导致天朝思想高级人才的缺乏，更不幸的是，天朝的理论界还在不断堕落中。
多少人都心知肚明，问题是无人有勇气挺身而出罢了。
就象《皇帝的新衣》里面，其实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谁敢说出来？一说出来可能要全家杀头的。童话的结局没有说明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下场如何，我估计应该是某天夜里他们全家就失踪了。
好了，终于有个人敢说真话，这个人秉性执着坦率，童言无忌把话都说出来了。可惜他无权无势，不能象邓小平一样扭转乾坤，只能靠事实证据说话。因此，他的挨批挨骂挨打，到法庭上没人管，都是无法避免的。
“这就是生活所赐的丰富性。官场与平民，本来就是人间书写不尽的两大类苦难，或是人祸，或是天灾。
前者的悲剧，因为具有传奇因素，突出了政治的力量，苦难意味往往能在英雄的光芒下有所淡化；而后者的悲剧，由于摒弃了任何英雄传奇的内容，也没有英雄的生长土壤，苦难更让人生出无助及无奈之感。
那种痛苦是透彻肺腑的。当时，我也想公开签名支持这个可怜的徐三脚，住在医院里，没钱治，烧他的人也不管，但看到许多部门都指证作假，再看到中院都说怎样怎样……
我不由得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为领导服务这么多年，还要在这个城市混，还想某天回市委办事，还想要过正常的日子。
于是心里就怕了，个人无权无势没有什么成就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很容易随时就被人封杀了。不怕一万还怕万一，还是当个沉默的大多数算了。于是沉默，还是沉默。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指出：自从天朝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红色贵族’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包括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红色贵族’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联想到滨江市的一些事，可不就是这样么？
“不知怎么回事，我那时一下子就十分憎恨起我曾经为之服务了十几年的这个罗守道书记来。真的，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恨。
“由于他这个‘一把手’掌握了滨江市的一切国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金融、重要战略物质、投资某些行业的审批权，具体掌管这些权力的官员们便成了国家资源的施舍者。
于是，在代表国家管理这些资源的政府部门和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新执法者、商界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受制度保障的特殊供需关系。
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官员不仅是资源的‘供方’，还掌握着分配资源和为这些资源定价（制定政策）的权力。可以随时随地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对自己管辖下的权力机关下令执行，‘需方’和‘供方’之间的寻租活动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