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立下军令状，他的身心仿佛都在呼啸着，那是一种职业和现实碰撞出的呼啸，正义会带他去现场，而现实会拉上窗帘，那窒息般的压迫之后，就是灵魂在尸体前的翻滚。
就在认真听着耳边分析的时候，他的思绪万千，飘浮到很远去了。
这些年来，人变得越来越不怕死，犯罪率居高不下，他在悬圃县、大国县和前面市委秘书长分管的部门留给后任的那些“悬案”和“死案”，没有一宗是他立下军令状而破不了的，恰恰相反，凡是后来没破获的悬案死案，大多数都是没有立下军令状的——并非他不努力，天朝国情如此，其中原因错综复杂。
案发一星期内，总是“热案”，也是最容易破案的阶段；那些生前有身份地位被领导要求立下军令状的，由于投入所有资源，这一阶段基本已经可以拿下，而拿不下的则是普通命案，一星期后就会变成为“温案”；若一个月仍未破案，这宗案件就会变成“冷案”。
那些冤魂从此以后就降温在他办公桌卷宗的工作背后，所谓“悬案”和“死案”，简言之，就是经过一番努力后，仍然未有重大线索或有线索但查来查去又都查否，一周内其他新案件不断出现，再加上未破旧案，他不得不分散人力和资源；因此案件开始“降温”，他必须调派人力和资源去处理其他新发生的案件，办案人员就会减少。
过了一个月后，案件转为“冷案”，负责人员将会更少，届时主管局长就必须重新评估破案的几率了。警力、资金、新案……最后“冷案”变成悬而未决的“悬案”或者没有线头的“死案”。
他无法跟人诉说的愧疚在于，这些普通冤魂带着他在人海中旋转了几个星期后，局里已经没有经费和精力再度陷入难舍难分的追查之中去。
这座省会城市近几年有40多万件案件没有破，也就是一年5、6万……他接手后这几年，省公安厅所属单位也主要是放在突发性大案要案上，他知道自己没有精力和能力解决所有事情……打击犯罪，要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常态机制来打击，不能是动态的。
他眼下要做的就是尽全力让市公安局侦破钱金豹案。
史前进副厅长已经接到他的指示，参与指导工作！
在漫长的生活中回首往事时，他常常把这一切错误归咎于那种桔红色的光线之中——军令状。
每有命案发生，作为警方首脑他的第一本能就是尽一切所能希望破案，但由于被杀的人身份不同，领导重视程度不同，凡要求他立下军令状限期破案的命案，就意味着政府决心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破案，包括强大的组织保证和资金来源，举全社会之力，来破一个案子，这一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都一再证明，在中国是没有完不成任务的。
而他，也同样地要求下面各个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跟他签订军令状！
他比任何人都再明白不过，他立下的军令状与其说是拿自己的乌纱帽作为行动风险保证，不如说是政府举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他的运气打了保票更合适，而那些生活、挣扎在社会底层因各种俗事或纠纷被杀害的人因为身份低微，虽说案发后他也穷尽所能，但时过境迁，经费有限，新案频发，除了他们的亲人还会记得死者，事实上他们的命案只能成为被压在案卷最底层的卷宗了，没有意外，只有遗忘。
过去在下面作为公安局长，如今作为公安厅长，他知道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可实际工作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有所区别，有些命案破了，立功受奖，而有些命案至今未破他已离开，他既不能对未破命案的深层次问题提出质疑，又总是隐隐约约感到对不起那些奖章和功勋。
此刻，他的身心呼啸中带着一种恐怖，感觉到一种身心的、全部的熔炼，一种被火焰熔炼的过程，终使人的身心进入另一种境界。
以至于他怔住了，看看身边，两只大手掩饰地狠狠刮了刮脸。
后面的人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听清……
钱金豹被杀不过一小时，省**就知道了，随后省委书记、省长和市委书记市长都知道了，程序是不能不走的，那边宴请日本人扩大生产、投资的热烈尚未散尽，他们都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过问，且都有明确而严厉的指示，要求限期破案。
还有一条要求，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起刚刚发生在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枪杀**代表案吓跑了日本人的钱袋子，全社会都在关注这座城市有头有脸的人物光天化日之下竟被公然枪杀，而警方的职责又是破案。
压力就是这么来的。
下一步该肖子鑫走了。
肖子鑫当然也不傻，他在现场返回来之后，立马将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全数召集到厅里来参加案情分析会议……
案件具有明显使他难堪的性质。他是要走的人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是否是冲他来的，都让他感到必须尽快拿下此案！否则，省委省政府那边都不好交待，公安部领导如果询问起来，自然也会直接影响一些问题——现场显示出在枪杀钱金豹背后有许多未知的处于地下状态的黑恶势力分子，而在肖子鑫这边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谁更有力呢？
吓着准备前来进一步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