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表征了起源于母系血统，氏则从父系而名。”名可秀这句话点破了儒生们反对女娲列入祖姓的根源，因为女娲氏是母系姓氏，这与宗族姓氏传承于父系是完全相悖的，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反对之声过大，这使《百家姓》的编修还未付梓就已闹得沸沸扬扬。无论结局如何，对始作俑者的名可秀而言，目的已达成了一半，至少播下了一枚种子。
由于有《百家姓》在前面吸引火力，加之《千字文》的修订争议不大，很快通过，颁印天下，原《千字文》被诏止禁学，各私学和书肆中的旧《千字文》均被回收。一部旧本可换两部新本，书商和私塾都没意见，学童可用旧书换新书也无损失，新版《千字文》很快得到普及，民间旧本渐渐只能在中见到了。
至于《百家姓》的编修则因儒生意见太大，争吵了大半年仍未获得政事堂通过，如今安南路官学用的，仍然是原版《百家姓》。
卫希颜为何要重新起用越族夫子？盖因安南路多达一百多所官学，要想在短期内全部配上大宋教谕不现实，而官学不可因缺夫子停学太久，此种景况下，起用越族夫子就很必要了。
当然，要择而用之，对大宋怀有仇恨之心的不能用，没有德行的不能用，学识不行的也不能用——考核的内容即大宋的“三百千”。
用这些越族夫子接受“三百千”的教育后再来教学“三百千”，难度不高，毕竟只是蒙学课本，而且教学本都有详细注释，偏难字都有同音字标声韵，只要照本宣科，就不会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想故意歪解也不容易，若被随时巡查的督学发现，不仅前途没了还要入罪，敢拿身家冒险的是少数。
卫希颜以“三百千”为始并非一时主意，早在打下华宋州后名可秀就定下了《以夷入夏教化方略》，经过华宋、瑞宋二州的施行、修改，已经比较成熟了，如今在安南路使用当然是驾轻就熟。
而推行“三百千”的意义不仅仅是推广汉字语言，更重要的是，以文字教化渗透文明和价值观。
如《三字经》中蕴含了儒家的仁、义、信、勇、智、礼和孝悌，又宣扬了从上古到唐宋，华夏万年的悠久历史，而悠久的历史就意味着文明底蕴的深厚，对文明底蕴浅的民族必然产生拉引力。
又如《千字文》中也同样蕴含了儒家lún_lǐ道德的教育，以及华夏山川的壮丽描述，随着学子的念诵，天长日久下去，便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让学子对华夏壮丽山河产生向往，无形中增强向心力。
《百家姓》没有文理，但它汇聚的不是一般的汉字，而是作姓氏用的汉字，这就不同了。以家族为中心、视血缘区别亲疏，正是儒家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教之以《百家姓》，就是树立儒家的这种价值观。而且，交趾源于华夏，越族人的姓氏也是从炎黄二氏族的姓氏分支演化而来，如交趾四个王朝的皇族姓氏“吴、丁、黎、李”，就是华夏百家姓之一。解析《百家姓》中每个姓的历史，就是让人们明了姓氏的起源，“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增强交趾人回归华夏的认同感。
按照安南路的教化纲略，所有官学，不论州学、县学，蒙学、小学还是大学，开学就要读“三百千”，做到人人会读，个个能背。至于家馆和塾师设馆，在州县官学开学之后，所有私塾的塾师，都必须到当地的县学或州学免费学习“三百千”，考试合格后，授予蒙学塾师印历，才有坐馆教授蒙学的资格，否则就是“无证教学”，按大宋朝廷尚在试行的《教谕资格律》定罪。
“新地有新地的好处，少了很多拘束，”卫希颜对陈如瑛道，“譬如试行之法，在这里就可试行之法就可大行其道了。还有未行之法，也可作为试点，便宜而行。”她清凉的笑意里透着几分狡黠。这种“便宜行事”，曾经任过华宋州长官的李易，无疑是体会最深刻的，而这位已被卫希颜内定为安南经略司副经略使兼提举学事的安南高官，在以后的履政中也是最能把握“便宜行事”之精髓的一位——陈如瑛认为，安南教化取得如此成就，李顺之当居首功。
事实上，除了学政外，安南路还采用了其他手段加强文明的渗透。
比如，在新建的交州城内，四面的内城墙上都刻着《三字经》的全文，分别用小篆、隶、行、楷四种书体，均由大宋名家书写，工匠镌刻而成。吸引了无数小民百姓跑到城墙下看稀奇。若看到其中有认得的字就很得意了，如果能连着念出一两句来就更有面子了，那些大字不识的就颇感没面，觉着无论如何也要识得两句才好。相比普通百姓，更被吸引的是那些爱好书法的文人，成日价流连于城墙之下，架着书板临摹，往往痴迷忘返，成为交州城内的一大风景。甚至有文人雇身手灵活的“高手”，夜里爬上城墙拓印书体，被巡城的官兵抓住也屡禁不止，成了交州城民一大笑谈。之后，交州文林中又刮起了一股学小篆的热潮，起因于安南经略司在西城篆墙下举办的一场书法交流会，那些自诩知识渊博的越族文士，看着满墙的篆字都傻眼了，拒小篆不是交趾国的官方文体，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