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几番大战，官府朝廷也筋疲力尽，发动再次围剿根据地也是力不从心，也需要一段恢复时间，同时，吕世也知道，即便朝廷在陕西恢复过来也再顾不上自己了，因为满人就要入寇京畿，那时候，大明将放弃围剿各地义军，全力调兵勤王，大明的再次奔溃就要发生了，吕世都开始着手做准备，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溃兵潮了。
崇祯二年十月，满洲军队大举内犯，从河北遵化、蓟县地区破边墙而入，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抵北京城下。明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入援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阵亡。崇祯帝朱由检惶遽失措，才后悔轻信袁崇焕一面夸耀之词，杀了牵制女直几十年的毛文龙，才有了今日之乱，把辽东督师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处死）。辽东总兵祖大寿吓得心惊胆战，拉起队伍跑回山海关。为了挽救危局，朝廷下令各地督抚火急勤王。山西总兵张鸿功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晋兵五千入援，山西巡抚耿如杞也自告奋勇，领着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多名官兵赶赴畿辅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也应诏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杨嘉谟率领，入卫京师。此外，奉檄入援的，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郧阳抚治梁应泽等人统率的官军。
山西总兵张鸿功的军队到达畿辅地区以后，兵部传令驻守通州，第二天调守昌平，第三天又调守良乡。按照规定，军队到达汛地的当天不准开粮。山西兵三天调了三个地方，三天没有领到口粮。士兵们极为愤慨，就自己在驻地附近抢掠粮食。朝廷又以耿如杞、张鸿功未能约束军队，下令逮捕。这五千名精锐士卒，眼见巡抚和总兵下狱问罪，就一哄而散，逃回山西。事情闹大以后，明廷不仅不自究处置失宜，反而把耿如杞、张鸿功处死。
陕西三边军队在勤王途中也一再发生哗变。
延绥镇兵由于总兵吴自勉克扣行粮，勒索不愿入卫的军士交纳贿银和盗卖军马，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开小差不辞而别。延绥巡抚张梦鲸因此忧愤而死。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镇总兵杨嘉谟统领的军队，在崇祯三年正月走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时也发生哗变。据参加者的口述，这次兵变的原因是，入卫行程远达六千里路，没有发给安家粮食；统兵官员迫于朝廷严旨，一个劲地赶着士兵们快走。士兵们负载的盔甲、铳炮又重，困苦不堪，“几日人马俱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于是在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格杀出面阻拦的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夺取了营中饷银，“介马西驰”，自行返回驻地。到达兰州时，被巡抚梅之焕布置的内奸，把兵变的领袖人物王进才等杀害。经过整顿以后，一部分军队继续东行勤王，一部分坚决不愿意去的被遣还原戍地。
边兵的奉调勤王和哗变，对于刚刚兴起的陕西农民起义的发展有主要影响。抽调入卫的兵丁都是当地驻军的精锐，他们的开拔勤王，自然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用来镇压起义农民的力量。这正是促使三边总督杨鹤采取招抚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杨嗣昌在崇祯四年，替他的父亲杨鹤辩解的奏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一可恃，而贼党始横。庆阳之围，杜文焕、贺虎臣方溃保安，谁与剿贼？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
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飘泊无着，连群结夥地投入农民起义。这样，就使相当一批原来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成了反抗明王朝的力量。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作战经验，对于提高农民军的战斗力是有重大意义的。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在陕西的扩展和大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同陕、晋勤王兵的几次哗变有着密切关系。
这就是根据地第二次大发展的好机会。
土豆大会后，建设酒厂粉条厂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仅仅用了一个月不到，粉条厂就见了效益，筋道雪白的土豆粉被郑宏达还有其他不少商人贩卖到全国各地，并且打响了品牌，受到江南富庶之地百姓的青睐，原本昂贵的粉条，也走进了平常百姓家，这给根据地换回来大批的物资和白银，也让以郑宏达为首的，和根据地亲密的商人大赚特赚。
随着粉条的热销，有许多根据地的地主也加入到这个门槛极低的产业里来，一时间各地小粉条作坊林立，将政府消化不了的土豆价格再次自然抬升，让百姓看到了种植土豆的致富希望，为来年土豆的再次爆发似出产，打下了人心基础，同时，地主们已经有了这日进斗金的好买卖，对于那可怜的地租也不再斤斤计较，反倒一再鼓励自己的佃户来年多种土豆，就拿土豆当地租，其余的也要高处市场点收购，原料紧张啊。
紧接着就是被大家给予厚望的酒厂出酒了，当时，吕世就给这酒起名字就叫“陕北老白干。”一时间，各地出现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