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文洲显得很遗憾的样子：“有啥麻烦的？大家挤一下就是了，吃饭也肯定没得问题。我跟四爸说说，加个把人还不容易？本来就预备得有多的酒桌，别说加你一个，多去一两百人也坐得下哩！”
程海平突然捂住肚子做痛苦状：“哎呀，对不起，我出去上趟厕所。这两天拉肚子，改天再摆哈！”
“哦，那我就告辞了，你回来好生休息。”孔文洲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出来了。
程海平在外转了一圈回屋，宛红梅迎上来问：“海平，要不要紧哇？快吃几片黄连素，水给你凉好啰。喏，都在茶几上！”
程海平乐了：“您还当真啊？我是听孔文洲吹得心烦，来了个金蝉脱壳。哈哈！”
程海平还记得，孔文洲担任教导主任的第二年，他的四叔孔正雄从台湾回来了。
孔正雄是1950年11月和同村青年鲁兵孙等100多名清源籍入伍战士一起开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两人同一个师，分别在二团和三团。第二年4月，在第五次战役的北撤阶段，二团一营被敌人包围，孔正雄不幸被俘。同年8月，美军集中八个师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 鲁兵孙所在的三团寡不敌众，伤亡惨重，鲁兵孙也受伤被俘。
两人分别转运到了韩国巨济岛、济州岛的两个战俘集中营监禁。他们的前胸、背部和手臂上都被强行刺染上了“**抗俄”、“打倒**”、“杀朱刮毛”等字迹。
孔正雄生性怯懦。战俘营里那些与敌人斗争到底誓死回国的战友们令他钦佩，他也想这么做。然而，看到集中营的投敌败类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杀戮，并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遇难者的胸部被剖开后挖出心脏挑在了刺刀尖上，他畏惧了。在台湾来的特务软硬兼施的威胁利诱下，孔正雄意志动摇，最终选择了去台湾。
与孔正雄不同，鲁兵孙在血腥的“甄别”中没有丝毫动摇。他坚决要求回国，并积极参与战俘营内大规模的爱国斗争。1954年，他通过位于“三八线”的板门店战俘交换区回到了祖国。
鲁兵孙和其他回归人员一起，接受了归管会长达半年多的非常严格的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四个阶段。在动员学习阶段，陆续放了电影《钢铁战士》、《赵一曼》、《丹娘》、《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勇敢的人》、《八女投江》等影片。同时，召开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战俘营坚持斗争、反对刺字、抵制“甄别”牺牲的干部战士。归来者很快就意识到，进行这些教育是要大家用烈士气节来对照自己。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归管会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比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里的英雄人物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上纲上线，承认自己“贪生怕死，变节投降”。结果，凡是没有负伤被俘，或者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双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下来没有一个人符合标准。
鲁兵孙问：“在战俘营里跟敌人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你们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被俘本身就很可耻，是右倾怕死的表现。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呢？”这番话等于在说，你们应该宁死不做俘虏，当了俘虏就不该活着回来！
组织鉴定结束后，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转业外，其他回归人员大部分复员回乡。
和绝大多数的志愿军归国战俘一样，经过反反复复的政治审查，鲁兵孙也从口头到书面做了无数次的“思想交代”和情况报告，他最终还是被上级认定为“变节者”，受到错误和不公正的组织处理。开除党籍后，他满腹痛苦，无奈地拿着复员证回到秀岳的老家务农。
“文革”期间，鲁兵孙再遭厄运，被打成了“叛徒”。经常以“喷气式”、“反剪双手式”、“低头垂膝式”等姿势，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接受秀岳公社广大革命群众的大会批斗，要不就是戴着用竹篾条扎制、外层糊着白纸的大“尖尖帽”游街示众。
只要有能让他说话的机会，鲁兵孙总是竭力声辩：“我不是叛徒！我拼死拼活才回到了祖国，咋个是叛徒嘛?”
他的话很快就会被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打断和淹没：
“打倒大叛徒鲁兵孙！”
“投敌叛国分子鲁兵孙必须低头认罪！”
“鲁兵孙不老实交待就砸烂他的狗头！”
……
孔文洲那时12岁，亲眼看见过这种震撼人心的场面。那些“反动分子”常常被人五花大绑起来，拇指粗的棕绳深深勒进了皮肉，外翻过来的两只手掌心胀得乌青发紫。有的人脸上还被墨汁涂抹得黢黑，看起来怪吓人又怪可怜的。
孔文洲回家跟大人说起那些场景。在公社当武装部长的父亲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不得半点儿温良恭俭让。他们都是阶级敌人，不能同情的。你是红小兵，绝不能为他们掉眼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