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任俄罗斯情报部门头头的康士坦丁现年五十六岁，跟普通的俄罗斯人一样，进入中年之后身体就会急剧的发福，现在的康士坦丁也是如此，发福得厉害，走起路来臃肿不便。有的时候出去走走，的能够让人以为看到了一直企鹅。但是在这个滑稽的身形下面，却隐藏着无尽的权势。
每一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别人对他崇敬的眼神，康士坦丁都有着一定的满足感，虽然他也是克格勃的一员，但是他的成绩以前在部门之中其实不算太高，甚至连中等都达不到。
东瀛曾是克格勃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1980年至1985年，康斯坦丁被克格勃派往东京情报站，其官方身份是苏联塔斯社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征募华国人做间谍。开始，康斯坦丁的工作进展不大。1983年，他认识了一个在东京学习的香江人，当时香江还是英国的属地。康斯坦丁认为这个香江人应该容易打交道，便带他去饭店，花数小时和他谈论华国艺术、历史和美食等。但当康斯坦丁谈到核心议题时，这个香江人变得警觉，康斯坦丁决定不再见他。
在东瀛的最后一年，康斯坦丁改变了工作方法。他以请私人汉语老师的名义和华国留学生接近。康斯坦丁特地把授课地点安排在豪华饭店里，学习之前先请华国留学生吃晚餐。留学生一般比较穷，他们会尽情享用美食。酒足饭饱后。待他们松懈下来，康斯坦丁便会借机说：“我们下次再讲课吧。今天为了补偿你宝贵的时间，我愿意支付100美元。”华国学生一旦收钱。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
康斯坦丁用这种方式找了十几位华国留学生当“老师”。当然，他的汉语并没多大长进。
一开始，康斯坦丁会让留学生们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收集华国驻东瀛大使馆内.共.产.党.员的名单。这种信息虽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东瀛反间谍机构看来并不算是国家机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康斯坦丁向提供情报的留学生支付了报酬。此后，康斯坦丁对留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时康斯坦丁忽然意识到。“华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他很怕为他留学生转过来对付克格勃，于是主动和其中大部分人疏远了。
在东瀛期间。康斯坦丁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常到东京一些大学采访，努力想结识来自华国的实习生。在东瀛的华国实习生一般在40岁左右，有些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有“价值”。1983年。康斯坦丁结识了正在东京科技研究所实习的一位华国学者。
这位学者是光化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业与制造武器相关。这令康斯坦丁如获至宝，他决心将这名学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康斯坦丁不仅用金钱向学者行贿，还投其所好帮他完成英语作业。这位华国学者虽然日语很好，但英语却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着招募间谍，无暇做功课，于是把学者的作业转给了克格勃翻译局的同事，每件翻译支付100美元。
经过两年的“培养”。康斯坦丁终于说服这位学者充当克格勃的间谍，还要求他递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康斯坦丁把协议书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欣喜若狂，时任克格勃一总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亲自发函表彰了他。
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华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东瀛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东瀛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华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华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康斯坦丁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华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
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间谍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东瀛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华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华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康斯坦丁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
计划没能实现。东瀛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
康斯坦丁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东瀛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华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华国。
康斯坦丁在克格勃分离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华国、东瀛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华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华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华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华国留学生，并用汉语跟他搭讪，华国学生很警觉，扭头就走。有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