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敌后，就是要远离他的直接控制和调动，保证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为国出力为民尽心的同时生存下去、壮大发展起来。
有的人说这是新军阀、是拥兵自重，是在破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可细心一想，我们是在保存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建设民主富强新中国始终是我们的政治目标，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一追求。
看看沦陷区人民遭受的苦难，看看大后方混乱的社会状况，看看无人搭理的学生、工人、民族工商业者苦苦挣扎的困境，再看看**将领贪生怕死、鱼肉百姓、贪污腐化的嘴脸，我们怎么可能把中国的明天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目前，国难当头、日寇猖獗，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我们放弃了土地革命、不在武装对抗中央政府，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绝不是放弃理想、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我们要站在国家未来、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思考我们的都政策略。
那就是要生存下去、要战斗下去、要强大起来。现在武汉局势紧张蒋介石还有赖于我们的后方支援，武汉失守之日就是日本进攻力竭之时，中日之间将进入长期对峙战略相持阶段。鬼子就会改变策略，军事恐吓与政治诱降相结合，我们就将成为日蒋联手压制的对象。
那时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当初建议新四军北上江淮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此次我出任第九战区也是基于以上判断，主动帮助国民政府多抵抗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做好以后艰苦斗争的准备。新四军显然没有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缺乏独立自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举措，这是非常危险的。
丧失了**的理想宗旨、我们这支军队就没有了生存的基础，依靠国民党政府的资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只能断送这只千辛万苦保存下来革命军队。所以我要求新四军党委必须认真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拿出立足苏皖敌后战场建立稳固根据地的全面计划，扎扎实实地依靠敌占区群众、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干部战士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发展壮大的目标。
蒋介石不会给我们发展的空间，我们就从鬼子手里夺，国民政府不会给我们继续提供编制、武器、粮食、被服、药品，我们就要自己挣。我们和蒋介石从合作到斗争再到合作，将来还是要斗争，原因就是我们的理想是为最广大劳苦民众谋幸福，这触犯了以他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从骨子里痛恨我们。
开战以来，**丢了多少防区？他制裁了几个？八路军收复了那么多失地他奖赏过几个？我们必须打破幻想、自力更生、坚持敌后、独立发展。我这样说不是要挑起国共对抗，而是希望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及早谋划**撤退以后我们自己的生存之路。”
陈海松说得铿锵有力、杀气腾腾，听得项英等人目瞪口呆，反倒是党外的项英高兴地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早该这样想、这样做了。蒋介石的嘴脸我们早就有所领教，九一八以后他的对日态度说明他心里从来没有民族大义，七七事变后连续的惨败更是说明国民党军队无法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历史责任，中国的希望只有靠**的领导。
我虽然离党多年，那不是我的本意，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回国后我很苦闷，在第三党实践摸索过一段，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哪个党有**的气魄大、有**的根基深厚、有**的革命坚决。只有中国**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苦难、赶走列强。
虽然我对党的许多做法一直有看法，但我也能感觉到长征以后的**有了很大的转变，更多地考虑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更温和地处理国内阶级矛盾，更加注重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积累和巩固，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调整，我感觉这些良好的变化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党员对此由衷的感到高兴。
新四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的政治目标的保障力量之一。陈司令的对形式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他没有避讳我让我很感动，我坚决拥护、全力配合。”
陈毅也说：“我们红军时期面对白色恐怖、千难万险我们都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现在将来也不会。我也同意陈司令员的判断，新四军的出路在敌后战场，生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不能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既合作又斗争。”
项英见其他人纷纷表态赞成陈海松的主张，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想不通，却不好与中央的钦差大臣对抗，只得说：“我和大家一样痛恨反动的国民政府，只是感觉现在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曾经发过指示要求一切服从抗日大局、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新四军又远离中央隶属于第三战区、第五战区，不能过于随心所欲，行动上多少有些畏手畏脚。
不过我们并没有丧失党的原则和阶级立场，始终强调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各级建立党的组织，抵制国民党当局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