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内我们承诺放弃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不会回到当初那种极端的做法上去，但并不表示我们容忍这种肆无忌惮地剥削制度的长期存在，容忍那些残酷压榨穷苦百姓的为富不仁、欺压良善的恶霸劣绅继续作威作福，容忍大多数人饥寒交迫。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地租过高，很多土地无人租种，大片大片的土地撂荒。大批靠种地生活的想种地没法租到合理租金的土地，有土地的不肯降低租金，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
国家需要粮食养活官员、军队抗击入侵，政府需要粮食组织民生建设、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地主需要粮食来积累财富，农民需要粮食来养活自己，可是因为地租粮食生产有限各方面的愿望全部化为泡影，直接影响四者的生存发展，引发不良的后果。
那么怎么办？如何缓和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就成为考验我们处理社会事务能力的试金石。不作为肯定不行，有矛盾就要解决，不解决迟早会加剧恶化，引起动荡，对我们的建设、对抗日大业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春耕前就要拿出一个调整方案。”
教育厅长王捷三是韩城人。司马迁的老乡，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与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相识成为好友，24年邀请鲁迅在西北大学讲学并一路陪同，31年杨虎城资助他到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三年，是国府考试院驻西安的高级部员，思想比较进步。
他知道**一直标榜自己是穷苦人的政党、通过武装暴动搞了十年工农运动，陕西只有关中、汉中生活相对较好响应者不多，而在陕北、陕南很多山区赤化相当严重，陈海松就在陕南打过仗。他没想到团结抗日了，**人依然念念不忘为穷苦人出头、要对地主动手。
解释道：“这一点我要澄清一下。乡村中的确存在陈长官所说的现象，不过为富不仁者是少数，我们都是大户人家出身，一贯秉持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周济乡邻的传统，就是我们在外为官。也反复告诫家中亲友克勤克俭、守仁守义，绝没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劣迹。
不过大户人家也有难处。家里人口多、牲口多、在外读书的多，人吃马嚼、消耗极大，再一个官府里按田亩征收赋税，苛捐杂税极多、金额越来越大，全都落在田主头上，负担不起呀！无奈之下只能加在田租里，说起来财主家也不富裕，就这几年很多家破了产。”
陈海松听出他话里的担忧，可减租减息是**能为穷苦农民改善生活处境推行的唯一合法的政策，不能退缩：“王厅长不必多想，我列举的事例只是想说明这种现象的不合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地主，也不是要求地主放弃田租，只是希望找到一个缓和矛盾的方案。
我在张掖、绥远的做法可以供大家参考，地主家耕种不过来的土地可否转卖给政府，地主可以拿着这些钱投资商业、投资入股工业获取红利，政府把这些土地过户给没地的农民，从他的每年产出中上交三成抵扣土地转让款，这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土地不公的问题。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地主不愿放弃土地，政府就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他土地不能撂荒、低价出租土地，地租不得超过土地产出的四成，也就是说真正辛苦耕种的农民至少可以获得六成的收入，租地的热情、种植的责任心就会增加，那么农业的收成就有了保障。
在政府创办的农业银行没有开始运行之前，民间借贷也要规定年利息不得超过两成，严禁高利贷引起的社会矛盾。以后随着政府资金充裕，民间借贷会被政府银行所取代。
为了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张掖、绥远取消了很多赋税，地主也好、农民也好负担都是很轻的，为的就是鼓励他们安安心心、扎扎实实把地种好，政府建立了仓储机构，丰年大量买进防止谷贱伤农，如果遇见饥荒可以向外出售平抑物价，需要额外用粮通过市基本场买进。”
李虎臣是苦出身，当年他也是活不下去才当了刀客，从军前亲手杀了当地一个恶霸地主，陈海松说的他感同身受，对他倾向于贫苦农民的减租减息方案很是赞同，连连说好。
杜斌丞是个细致人，很好奇地问：“贵党在两地都不收赋税如何养活官员军队，刚才你说两地的工业规模很大，招收了几百万人在那搞建设，他们的吃喝用靠什么维持？”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财富主要靠农业的产出，土地越多产出越多生活就越好，所以人人昼思夜想绞尽脑汁争着当地主，土地的兼并成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
其实土地除了生产粮食、蔬菜、棉花、水果保障人们的生存以外能创造多少财富？真正值钱的是现代制造业生产出来的各种工具，这些东西在封闭落后的中国还很少，要是普及了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的劳作方式、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丰富城市乡村的生活。
就比如说耕地我们几千年的二牛抬杠完全可以被拖拉机所代替，又快又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镰刀收割就可以用联合收割机代劳，连收割带脱粒都可以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