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李卓然布置西路军政治部着手组建张掖地区各界抗日民主政府,定于明天举办张掖各界人士迎春茶话会,前期已由保卫局、地方工作部、宣传部拟定邀请名单、审查历史经历,今天下午由政治部把请柬连同年货送到参会者家中。
西路军组织部已经拿出抗日民主政府的框架结构、下属机构、职责权限、参议会的推举人选、各族各界人员比例、权利和义务。明天我们将邀请与会人士积极参加到参议会中,成立张掖县参议会,逐步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各县,计划在2月28日召开张掖地区参议会成立大会,由参议会推选出民主政府。
要求各县驻军部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主动为当地人民做好事、实事,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赢得群众支持。先摸清本县人员构成,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逐步成立本县参议会。
前线总指挥陈海松做出了部署,要求各级领导把中央的嘉奖令传达到每一个指战员,以此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再立新功。
各部到达新的指定驻地后,一方面加紧训练,认真落实总部训练部下发的单兵战术训练大纲;一方面尊重当地群众,保护地方安定,善待士绅工商业者,展示红军的优良作风和爱民传统,搞好军民关系;第三不要忘了宣传国内外形势,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吸收热血青年加入我军共同抗日。
30军88师立即赶往高台,留下一个团驻守高台,其他两个团接收兵力空虚的酒泉城。郑维山政委带领263团向星星峡靠近,与守军接触后在附近驻扎。
89师负责清剿黑河以北的马家军残余武装,收缴民间武器,维护地方安定。加强军事训练,发起宣传鼓动工作。
红九军25师进驻民乐,李太国政委率领73团追击消灭残敌后驻守峨堡镇,对青海方面保持作战准备,扣押青海方面过来的人员物资。
27师负责张掖周边的安全,对马家军训练大营实时监视看管。
九军独立师全军移师山丹开始整编训练,对武威方向保持防御,并做好进攻准备。”
各部首长得到指示后立即分头准备。
随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停战谈判、建立张掖地区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宜。
几位委员还沉浸在获得红星奖章的巨大喜悦之中。
徐向前感慨地说:“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1935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主席为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表彰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
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感到光荣和骄傲,那时我们兵强马壮,却瞧不起中央、容不下中央,张国焘提出谁人多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使我党丧失了一次团结统一的大好机会。
我很后悔没有顶住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眼睁睁地看着中央红军匆匆北上,眼睁睁地看着四方面军南下遭受重大损失,八、九万人到达会宁时只剩3万多人。9月9日中央红军离开前,毛主席来征求我北上的意见,我犹豫再三表示两军既已会合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不好。
虽然是因为舍不得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却让我一直自责到现在。
今天虽然我只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却是我们服从中央指挥,配合中央作战得到的中央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珍惜这份荣誉,自觉接受中央的领导,努力完成中央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陈昌浩也激动地说:“南下失败,北上以后,尤其是西征以来,我和向前同志的感受是一样的,甚至比他更加烦闷。毕竟我是四方面军总政委,四方面军的分裂行为,我也是有责任的,也发表过许多宗派主义的言论。9月9日毛主席也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绝对服从张主席。
现在想来,还是自己党性观念差、个人感情和私心蒙蔽了理智。进入河西以来就处在矛盾当中,又想遵照中央指示去做,又考虑西路军和个人的出路,总是担心中央记恨我。使自己无法担负起西路军统帅应尽的责任,一味地消极防御,被动地等待外部救援,丧失了自主精神,险些酿成覆灭悲剧。
中央没有追究我的过错,反而授予我地位尊崇的红星奖章,让我万分感动。35年7月18日中央曾给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可惜那次我没有珍惜。我会以此为动力,为鞭策,用心学习,用心工作,把西路军引领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听两位领导说的动情也说道:“你们也不要过于自责,毕竟当年我们都受了张国焘的蒙蔽,中央走得匆忙,也没派人解释,连董振堂的5军团、罗炳辉的9军团都没打招呼。听说是因为张国焘给你发来了对中央下手的密电,是吗?”
“是的,张主席对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几次联合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希望我们四方面军应该有九人进入政治局,结果只有我和周纯全补进政治局,向前我们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无法获得多数票,在南下问题上始终无法获得支持。
我曾受张主席委托,提议由张主席出任军委主席,也没通过,只给了个红军总政委,他很不满意,就发来密电要对中央展开党内斗争。
没想到密电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立即通知了毛主席,中央连夜带着彭德怀的三军团北上,会合了**的一军团后独自进入了甘肃,叶剑英也拿了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