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无所谓地听了半天，很赞同张治中的观点，对蒋先生的发泄很不屑，冷笑着说：“委座，咱们干不好还不让人家说，咱们干不了还不让人家干这种心态就不对，咱们也是以为国为民为宗旨的执政党，有数十万想有所作为的党员，应该有勇气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
驱逐陈海松是怕将来控制不住他，断绝西北的粮饷供应是怕他发展起来超过咱们，封锁西北的民生建设消息是怕损害党国声誉，说到底是咱们心眼小了，是对自己的实力没信心的虚弱表现，靠这些根本压不住共产党的发展，也激发不出本党发奋赶超的意愿和干劲。”
“健生，我们也在发奋赶超啊，只是这个陈海松搞出来的这些名堂咱们以前都没搞过，从上到下很不适应，资金、技术准备不充分，管理制度一片空白，一时半会哪里能见到成效嘛？我让他派几百个管理和技术干部来，他说建设任务艰巨人手紧张，就是不派。
我说派些军事干部来帮助国军训练，掌握些敌后作战的经验，他说后方练不如拉到前方去实战，让我派军队去徽州跟着张爱萍袭扰皖中，去了还不都给赤化了。我看他就是变着法的收编国军，变着法的阻挠国家进步，变着法的想让党国出丑，变着法消耗国家实力。”
“委座息怒，你心里急我们都知道，可公平地说陈海松做的事都是有益国家的好事，要是他替你做这些事你肯定高兴，说明还是咱们的认识有问题，是好事就让他做呗！他是个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党派利益的新型共产党人，连三民主义都赞成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张治中北伐时期就与周恩来等中共干部交往密切，国共分裂后他很痛心，明确表示不参加剿共作战，十年间一直在南京中央军校当教育长、训练教导总队，率领五军在淞沪跟日本人血拼过。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枢铭也都打过，就是没有与红军交过手。
蒋先生对此很清楚却也无可奈何，好在他只是对共产党有好感，对党国依然忠诚，整军练兵、治理地方发展经济还是很有一套，是他很欣赏的党国干将，派在湖南稳定后方。也是想隔绝他和共产党的接触，不曾想周恩来、陈海松先后到了武汉，还是发生了联系。
这个党内左派分子思想明显开始动摇，率领湖南各县官员分批前往西北考察，与朱毛等多次会晤，在湖南推行共产党的不少政策。共产党方面积极配合，提供干部参与省务，倡导清廉政府、撤换大批官员，减租减息鼓励生产，调整税收发展工商，安置内迁到长沙、衡阳的学校、企业，在乡镇以下搞民主政权。改组编练地方保安团，社会秩序、经济条件明显改善，让蒋先生亦喜亦忧，下决心调来武汉顶替陈诚任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对这样的安排张治中表示很遗憾，多次找蒋先生陈述党国的根基在农村、在民众，在各省，每一个省都安定则全国安定，每一个省经济发展则国家实力增强。湖南的尝试说明只要用心做事，地方治理、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兵员等工作都是可以顺利实施的。
他认为湖南的政策应该延续下去，许多方面还需要改善，一再要求回去做有益于国家的实事，被一心要挽救他的蒋先生以战事紧张，一切以战争胜利为要而拒绝，呆在政治部整天跟文化名流、社会贤达空谈。所以他的言谈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和偏袒共产党的倾向。
他不知道蒋先生此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共产党的严重危害，不仅在民间与国民党争夺民心威望，在高级干部中也出现了大面积动摇，西北的马家军为了自身利益完全倒向共军。邓宝珊、傅作义、赵寿山、李家钰、施中诚等率部加入八路军序列，卫立煌、张治中、商震、周思成、张自忠、陈明仁等人事实上认可并暗中执行着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政策。
广大地方政权、国军中下层中没有力量进行统计，以陈海松的精明他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暗子，秘密发展，华南飞行基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估计底下的离心倾向不会小。
这是要干什么？明摆着就是蚕食党国的统治基础嘛！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日本人没打跑，中国就变色了！想想都可怕，十几万不惧艰险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引领着五十万北方粗壮汉子组成的强悍部队保卫着两千万不知疲惫夜以继日发展西北经济的建设大军，使用着国外资本、设备，吸引着国内学者富商共同构建着实力日渐增强的红色政权。
涣散的国民党、虚弱的国军将无力阻止他要求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面临的就是毁灭，蒋某人的个人出路都在其次，可悲的是传承千年的社会结构、灿烂文化亦将随之毁灭，既是蒋某人的失败更是民族的浩劫、国家的悲剧，不限制就是对民族的不负责任。
张治中哪里想得了那么远、那么多，仅仅站在国家现实需要的立场上继续说道：“委座，健生老弟说的没错，打压别人不如自己发奋超过人家，我在湖南就是在做这些事，刚刚见着些成效，又终止了，这样下去咱们永远也进步不了，最终还是被共产党比下去的。
防范陈海松不如大大方方的使用他，咱们缺干部、缺领路人，放着个大能人不用的确糟蹋了，他只要愿意干，大西南开发、国军整编都交给他干呗，国家富强了、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军强大了，小鬼子也赶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