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保护教育的历史，追溯起来那就是历史太过悠久，但因为夭折率太高，不论贵贱的经验，在现实条件下都没什么意义。
而张德直到职业技校、中学、小学建立雏形之后，才开始着手这一方面的筹建，主要还是因为地区社会人口的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适龄工人结婚之后，往往要面对一个问题，生育并不是最大的压力，如何养才是最要紧的。
生养生养，“养”在“生”之后。
最早的一批工人，主要还是依托各自的单位，然后由单位以“福利”的形式，集中管理工人的后代，且主要是还是婴幼儿。
夭折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的幅度，显然比旧式地区要高得多的多。整个武汉新生儿的统计，从张德为沔州长史开始，就是有记录的。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小手助产士和初级保育员，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制。要说相较千几百年后如何如何正规科学，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显然要比“举目无亲”“武汉打拼”的新生代“小夫妻”要有经验的多。
最基本的一个，武汉地区的初级保育员，其“讲卫生”的概念，就比任何一个新来的工人要强得多。
至于长史府、观察使府陆续进行的培训，提高专业技能，那更是不必多言，寻常人家全靠“道听途说”的经验，成效如何，不言自明。
武汉官商集团愿意在婴幼儿保护教育上投钱，抛开“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人性关怀”，又或者“众生平等”之类的人文信仰，只从长期收益来看，这就像是种地，你不细心呵护幼苗，将来能有啥收成？
噶韭菜一茬接着一茬，你也得除除草不是？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除“机关幼儿园”之外的大部分新设规制“幼儿园”，都是带有浓重的“收买”意味。
已经出现“双职工”的家庭，别处还好，在武汉，大部分“双职工”家庭，都是没有“老父母”来帮着带孩子。
有些“脱籍”的工人，兴许连父母长收买模样，早就忘记了。
他们多是以“新武汉人”的形式，生存在这个“地上魔都”，“爱情结晶”的诞生往往都是“意外”，这也导致某些颇有“理想”的家庭，出现了购买“避孕套”的情况，用完之后再洗洗，下回还能用……
原本应该是贵族狂嫖用的道具，陡然出现在了“贫贱”之人身上，这种状况，让武汉官商集团除张德之外，都是惊愕不已。
也就是出现了这种状况，老张才顺势把这个议程拿了出来。
仅仅靠鼓励生产，在贞观十九年的当下，效果已经不那么明显。毫无疑问的，必须提供新的“福利”，才能让更多的工人家庭，放心大胆地“养儿育女”。生活成本逐步提高的现在，养育成本显然也是在增加的。
“新武汉人”的家庭，一户往往不像别处，多是五口人以上。而是出现了“三口之家”这种全新的家庭组成，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这就是大部分“新武汉人”在武汉生存的极限。
多一张嘴绝非仅仅是多了家庭成员这么简单，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新武汉人”注定一辈子和钱过不去又绕不开。
面对这种情况，老张要是还去让看不见的“加藤鹰之手”习机怎么办？
于是，老张根本不等那个缓冲到来，拎着砍刀冲过去，就把“加藤鹰之手”剁了下来，用政策福利来解决这个问题。
人口受教育普遍低下的时代，也总算是有了点好处，至少和工业时代推行这个政策福利基本等于没推不同，因为“无知”，加上宣传各种“福利”的好处，即便是“双职工”家庭，也可以放心地把婴幼儿扔给保育员。
“地上魔都”这个政策，无论如何从哪个角度看，可谓是“全方位德政”，任你如何挑刺，也挑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来。
饶是洛阳方面觉得很不爽，可噼里啪啦算盘一打，感觉洛阳自己搞好像不划算，这钱砸进去，纯粹亏本。
没钱办个的教育？！
于是京城各路神仙，纷纷不看好“地上魔都”搞的这个大新闻，就等着看武汉怎么死。
他们哪里晓得，“地上魔都”这个长期亏本投入，为的可不是现在。噶韭菜哪有只吃一回的？噶韭菜就是要一茬接着一茬，一茬接着一茬……这时候施肥拔草除虫亏点怎么了？这里亏多少，这帮小孩子长起来，不就是又一茬新鲜的韭菜？
京城的神仙除了吐槽的，也有羡慕的。
主要还是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直属的“机关幼儿园”，武汉地区因为官吏的数量极大增加，府内直属官僚数量相较别处，规模都是五六倍以上，实在是本地区的业务量也是外地不能比较的。
一个纺织局的二把手，仅仅是为了沟通六七个州的桑麻种植园或者大户，因为涉及到来年后年甚至大后年的产量、订单，他也不得不亲自去“视察”“调研”，和苏州同级别的同僚，兴许只需要喝茶打牌玩小妾，而他不管是因为“业绩”还是“升迁”，都不得不忙起来。
任何一个官吏背后，都是几个家庭甚至几个家族在牵连、供养，武汉官吏的“压力”显而易见。
有鉴于此，官吏们本身因为集中，也都有“养育”的压力，对于“幼儿园”的设立，着实是拍手欢迎。
哪怕是府内直属官僚，也并非人人都是请得起一票婆子、健妇、奴婢的，其现实需要就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