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
于是房玄龄要弄点钱在总督府机动，李皇帝是允许的，横竖这年头也不可能是房玄龄来起头造反，再一个，总督府也不涉及到军事。
更何况就这年头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个月内出一州之地，还特么两说呢。
房玄龄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钱库司”把钱存起来修了路之后，再去多说。
所以房玄龄在江西的“钱库司”一个进项，就确定了下来，只是到底要截留多少，还有待商榷。
实际上房玄龄在现钱上，并没有指望税赋，江西是从整个江南道拆分出来的，没有整饬河道、沼泽、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穷横。饶是“豫章郡”这样的鱼米之乡，一到发大水，那当真是到处都是鱼在稻田里吃米，全他妈给淹了。
按照有司统计来看，河堤、湖堤、江堤总里程少说要五六千里才能保证不出大的水患。就这，还得从武汉借调测绘狗，否则还得走弯路，两条腿走能走到什么时候去？
但实物税在这时候的江西，还是相当有用的，“民以食为天”，吃是头等大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要吃饭。
豫章师范学院筹办，要紧的地方也是吃，教员、学生的吃管好了，就算是成了一半的事情。剩下的，发扬一下精神，号召一下动力，咬咬牙对付个三五月，不成问题。
真正的现钱来源，有两个，一是问江西地方的土豪“借”，这个“借”倒也不是厚颜无耻的抢劫，而是凭借总督府的权威，在“豫章郡”设立新市，这些个市镇，都是和武汉对接的，一应资源，都可以让武汉承销。
二是总督府问武汉“借”，这个就是之前修桥铺路修堤开渠的路数，拿“过路费”充抵工程费用之后。各运河、关卡处的津口、市镇地皮，直接卖给武汉人。当然江西老表也可以买，只要肯掏钱，谁还管钱是谁的？
赣水是直通彭蠡湖也就是后世鄱阳湖的，隔湖相望，都昌县所设船务学堂也不是没人知道，所以江西总督府“卖地”的那些地到底好不好，有点见识的都琢磨着筹钱做个二道贩子。
而且因为总督府统筹，什么地方能卖，什么地方不能卖，基本就是房玄龄说了算，别人想要卖给武汉人，武汉也没谁有那个胆子跑来拆台。
有心找淮扬、苏杭的，人都不愿意来江西，他们何来把握千里迢迢买地还能攥住了发家致富？
兜兜转还是要找总督府求房玄龄“指点迷津”，连狗都知道，武汉那边只认房玄龄，其余本地老表，一干不认。
因为武汉的鼎力支持，房玄龄在江西镇压坐地户可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