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聚餐会，就是提供一个教师们认识交流的平台，地点是学校的大礼堂。
上海大学的校舍在一条弄堂内，条件非常简陋。
校舍只是一座老式石库门楼房，两层楼共十余间房子，学校把楼上并排两间房子的隔墙拆掉改为大礼堂，也算是大课堂，其它客厅、厢房都是教室。
来参加聚餐会的人员中，有一半是像林子轩一样的社会名流，是被聘请的客座教授，另一半才是学校的教职员工，这些教职员工同样赫赫有名。
比如，中国管理科学先驱杨性佛，南社著名诗人叶初伧，日内瓦大学理学博士张乃雁，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何时桢等等。
其实，看看上海大学的校董就知道，无论是蔡元赔还是章泰炎都是教育界顶尖的人物，其他人也是这个时代的翘楚。
更别说还有孙仲山和陈独绣在后面支撑着。
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出面，但却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上海的社会名流怎么会拒绝这份聘请，这就导致这样一所只有一百多名学生的大学，光是有名望的教授就有几十位。
这样强大的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全国独一家了。
林子轩同样无法拒绝这份聘请，来不来讲课是次要的，主要是把这所学校的名气撑起来，因为这是两个党派第一次合作的成果。
事实上，后来就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
可见这所大学日后的影响力。
此时的上海大学只有两个科系，一个是文学系，一个是美术系。
文学系分为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系主任叫做张军谋，英国文学系主任叫做何时桢。
在上海，还没有新文学的根据地，不像在北平，有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学的中心。
上海大学文学系提倡新文学，林子轩身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自然要参与其中。
事实上，以他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完全可以做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但他知道自己的斤两，抄袭一下以，真的教授文学，那是误人子弟。
张军谋对林子轩很热情，目前的上海大学处于草创阶段，需要各方面的教师人才。
比如中国文学系，虽然提倡新文学，但开设的科目以国学为主。
副校长邵力字讲授的是《易经》，陈忘道讲授的是文法和修辞学，叶初伧则是旧体诗。
上海不比北平，想要找到新文学领域的教授并不容易。
别看有那么多社会名流，那些人来演讲可以，讲课就没有时间了，主要是为了撑场面。
创造社的郭沫偌那批人还在日本和上海两边奔波，以沈燕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正在和鸳鸯蝴蝶派激战，只有林子轩既有名望，又没什么正事。
当然，这是外界的看法，林子轩表示自己其实非常忙。
中国文学系还算是好的，英国文学系主任何时桢可是学习法律出身的，不过此人有美国留学的背景，管理英国文学系问题不大。
张军谋想让林子轩开设一门有关新文学的课程，无论是诗歌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要讲《红楼梦》这类传统文学了。
林子轩在复旦大学讲了八节课的《红楼梦》，奠定了他在红学界的地位。
他系统而全面的讲解了红学的各个派别和研究方面，很多红学研究者悲观的认为以后只要按照林子轩指明的方向研究下去就行了，红学被他讲完了。
这不是说《红楼梦》不需要研究了，而是指没有其他研究方向了。
林子轩讲的是高屋建瓴的大方向，其中的细节还需要不间断的研究下去，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被发现，红学研究只会更加繁荣。
特别是评论派，不同时代的人对《红楼梦》的解读都不同，这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林子轩彻底打开了红学研究的大门，接下来的事情他就不管了。
他把在复旦大学的讲义编成一本《红楼梦初探》，出版后就不再提《红楼梦》的事情了，其实他也没什么可说了。
面对张军谋热情的邀请，林子轩只好答应下来。
他需要认真考虑要讲什么内容。
上海大学的学生和复旦大学不同，他们更具有进步倾向，为了扳倒前任校长王礼堂，他们四处奔走，各方联络，甚至为此进了监狱，这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对这些学生讲传统文化肯定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林子轩决定开设一门新文学的写作课程。
这个写作课程不仅仅是写包括写诗歌、写话剧、写电影剧本等等。
有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林子轩抄了那么多部看了不少书籍，对于如何写作还是颇有心得的。
有了后世的见识，他在这方面讲的可能不够精深，但却足够宽泛，主要放在启发学生的思维习惯，让他们不被这个时代所局限。
同时，也是为了给电影界培养编剧人才。
现在的中国很少有人会写电影剧本，就算在美国正规的电影剧本也不多见，都是有了一个大概的提纲就开始拍摄，碰到问题到时候再解决。
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资金，还影响电影拍摄的质量。
在后世，一个标准的电影剧本的篇幅大约有120页，或长两个小时，不论你的剧本全用对话、全用描写，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可按一分钟一页来计算。
电影剧本中的一页等于银幕时间一分钟。
林子轩也写不来这样标准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