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
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
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
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
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这倒不是逃避，而是实话，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
在三月份，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
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
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工厂不得雇佣。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大，报酬极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两角钱的薪酬。
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
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
林子轩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林家的纱厂里就有童工。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使用童工，这些童工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是换一家工厂而已。
在中国人的工厂还好一些，至少都是中国人，不会过分的压榨。
在日本人的纱厂里就要严酷很多。
此时，日本国内产能过剩，朝中国大量的倾销各类商品，以纺织品为主。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纱厂，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冲击中国的纺织行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外国列强顾不上在中国的发展，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如今，战争结束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次慈善活动主要是为童工们捐款，改善童工们的生活条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的福利问题，就算是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杜绝童工。
活动结束，回到家里，林子轩想了想，和林伯清商量一番。
几日后，林家下面的纱厂宣布自4月1日起不得雇佣12岁以下的男女幼工，并在上海纺织行业内部推行这项规定。
林家是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表率作用，不少企业纷纷响应。
然而，日本的纱厂却反对这一规定，依旧我行我素。
林子轩发动舆lùn_gōng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纱厂是血汗工厂，并披露了日本纱厂内部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榨和剥削。
这个时代没有针孔摄像机，否则他会派人潜入纱厂进行偷拍。
他有这个打算，但无法实现，因为日本纱厂管理严格，工人出入都会进行搜身，防止工人偷盗纱厂的财物。
不过，林子轩懂得吸引读者的眼球，新闻不夸张，那还叫做新闻么？
只要把日本纱厂的工人工作环境说的凄惨一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仅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要忍受侮辱和鞭打，简直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根据纱厂工人的口述进行稍许的艺术加工。
果然，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日本纱厂停止使用童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禁止辱骂和殴打中国工人。
中国的纺织企业也站出来声讨日本纱厂，并全体通过了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童工的声明。
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
他们以日本工厂要按照日本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为由，拒绝外来干涉。
林子轩则提出了“抵制日货，救援华工”的口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