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回答》在后世很有名，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品。
林子轩只用了前两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后世对这两句诗有不同的解读。
主流的观点认为，卑鄙者可以在世界上畅通无阻，如鱼得水，高尚者只能被埋在地下，作者以此控诉这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
结合《回答》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就能知道作者诗作中所指的年代。
那的确是一个暴乱而荒谬的年代，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黑白不分，险恶丛生。
把这两句话放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同样适用。
这一期的《新月》杂志发行后，林子轩的这首《回答》火了起来。
不少诗人或者评论家都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林子轩对于现实社会的披露、怀疑和挑战，这是诗人对这个社会做出的回答。
军阀混战，外国列强欺压，大总统贿选，全国罢工浪潮，残酷的镇压……
这无疑是个混乱的年代。
我们是成为卑鄙者从而苟活下去，还是成为高尚者进行反抗，就算死亡也在所不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林子轩很久没有发表诗歌了，这让他新诗奠基人的名头有点被人遗忘。
上一期《新月》杂志刊载的《再见，康桥》成为了新格律诗的典范，这一期的《回答》是一首内涵深刻的哲理诗。
这时有人才恍然记得，林子轩不仅是位还是位著名的诗人。
这一期泰戈尔专刊收获了好评，也受到了批评。
《》的主编郑震铎对此表示欢迎，《》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连续发行了两期泰戈尔专刊，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
这和郑震铎是泰戈尔的追随者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其中也牵扯到了经济利益。
梁启朝在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利用他的声望延聘西方著名学者来中国讲学，商务印书馆每年赞助5000银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
有了资金，梁启朝的讲学社曾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访问中国。
这一次邀请泰戈尔也是计划之一，泰戈尔一行来中国的吃住行都由讲学社负责，还包括演讲的费用。没有赞助谁来填补这笔钱。
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出场费不低。
这一次《新月》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和《》相呼应，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
所以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看有没有利益。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
陈独绣发文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他忘记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正是他最早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
胡拾对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对于泰戈尔批判西方思想，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的观点不能认同。
这其实是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
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当然，中国的文化界就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在论战之中，林子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的论战分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启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一批人是坚定的保泰派，陈独绣、瞿秋百和郭沫偌则是批泰派。胡拾和鲁讯暂时是中立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代表着各自的阶级。
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泰戈尔是无辜的，还有林子轩，他其实没什么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轩当成支持泰戈尔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击林子轩。
林子轩写了篇文章《让文学归于文学，让主义归于主义》，呼吁他们冷静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泰戈尔，不要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文学都是为了背后的阶级服务的，那些人不谈文学，只谈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林子轩感觉和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讲道理，只看立场。
如果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一样，他们绝对会对其顶礼膜拜，现在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不一样，就完全否定泰戈尔的一切。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