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回到家中，心情沉重。
此时公共租界已经进入戒严状态，抗议的人群被驱散，巡捕们荷枪实弹的在各处巡查。
这是他回来时见到的景象，他坐在书房里，想写一些什么。
比如像“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或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他拿起笔，又放下。
他不是鲁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也不愿意这样写。
人死不能复生，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林子轩拿起电话，打给平禁亚，让万象书局旗下的记者打听一下今天被枪杀的人员名单，刊登在明日的报纸上，举行吊唁。
最好能打听到他们的详细信息，包括籍贯和亲属。
把这些信息留存下来，放入1925年的年鉴中，就算是到了后世，也能够供人查阅到。
他让旗下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把消息播报出去，抗议公共租界当局对平民的屠杀。
做完这一切，他稍稍松了口气，这件事才刚刚开始，明天还会有更大的风暴。
相比于报纸需要排版和印刷，广播传播消息就快捷很多。
万象广播电台是最早把发生在南京路上的惨案传播出去的媒体，广播覆盖整个上海，甚至辐射到上海周边的多个地区。
5月30日下午6时，惨案发生两个小时后，数千名听众从收音机中得到了惨案的消息。
很多人不敢置信，纷纷打电话到万象书局询问情况。
这一夜，无数人不能入眠。
林子轩接到不少文化界和报界朋友的电话，相互商量应该用什么基调来报道这件事。
上海的报馆大多集中在公共租界，在报道上虽说言论自由，但那是相对的自由，一旦牵扯到公共租界当局的利益，就要慎重对待。否则将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万象书局设在法租界，或许能避免被查封，可谁知道呢，西方人一向共同进退。
对于采用什么基调。林子轩的态度很明确。
那就是强烈抗议和谴责公共租界当局的罪行，一定要把华人媒体的强硬态度展现出来。
在这一刻，没有党派之分，不讲利益关系，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只能有一个立场，绝不能被分化瓦解。
他不知道自己能影响多少人，只是尽力而为。
在上海，不少报馆都有外资背景。
比如《新闻报》的大股东就是美国人，在报道的时候难免具有倾向性。
林子轩来自后世，清楚舆论和宣传的重要性，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么就只能团结起来，继续抗争下去。
5月31日，上海各家中文报纸大多都报道了惨案。有些周报甚至出了号外和特刊。
外文报纸则称这是一次中国人敌对外国侨民的事件，请求派兵进入租界保护侨民安全。
《北华捷报》在报道中说：“应该命令”那些卷入这一事件的学生“返回自己的教室，从事那些他们这些羽毛未丰的年轻人应该干的正经事”。
这家报纸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
报纸在政治上站在英国在华商人的立场上，其新闻、言论反映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
31日下午3时，几千名学生、工人和小商人汇集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各界联席大会，一致敦促总商会发布罢市令。
经过紧急磋商，晚上7点，总商会副会长方椒博签署了总罢市命令。
《北华捷报》在报道这次会谈时用了这样的大标题：“中国商会要求清单；极端分子全面掌权；无法接受的建议；在这种基础上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
表明了公共租界当局强硬的立场，完全不愿意进行道歉和谈判。
公共租界当局于6月1日宣布在租界内戒严。禁止学生集会和演说。
他们还请求外国领事馆建立一支两千人的登陆部队，保护各种公共设施，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员和召集上海“万国商团”。
这支部队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组建。
到1925年。“万国商团”拥有国籍各异的约两千名平民，其中英国侨民占绝大多数，他们都由英国提供武器，并由英国现役军官指挥。
6月1日，工人、学生及市民聚集在南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时。遭到巡捕的枪击。
6月2日，工部局万国商团在新世界游艺场用机枪向行人和游客扫射，制造了第三次流血事件，短短几日，已有几十名中国人被枪杀。
到6月4日，装卸工人已全部离开码头，外国俱乐部和旅馆的仆役也全部离开。
仅公共租界一地就有七万四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
上海公共租界的局势陷入恐怖的氛围之中，大街上到处是持枪的外国士兵，任何出格的举动都会遭到无情的枪击。
罢工、罢课和罢市，导致上海就像是一座鬼城。
这时候，林子轩遇到了麻烦。
6月4日，法租界的巡捕查封了万象广播电台和万象书局。
前两天林子轩就接到了警告，不允许在广播中播报不利于租界当局的报道，相对于报纸还需要购买，广播的接收更为方便。
只要有一台收音机，在上海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最新的消息。
林子轩开通了热线，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电话把消息传递到万象书局，然后由广播播报出去，万象广播电台的消息最准确和快捷。
这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极大不满，不少外国人都有收听收音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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