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在伦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参加各种文坛聚会，和伦敦的文化精英们交流。
这些人希望通过林子轩来了解真实的东方文化，而不是道听途说。
在有关中国的文化和现状上林子轩尽可能的客观叙述，纠正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误解，如果牵涉到别的话题，他就保持倾听，偶尔发表意见。
没有人全知全能，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还是不要妄发议论的好。
通过以前的书信来往，他知道这些人都较为大胆，特别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经常挑战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
1910年2月10日，弗吉尼亚伍尔芙假扮阿比西尼亚的门达克斯王子，她弟弟亚德里安假扮她的翻译，前往韦默斯访问英国海军的无畏号战舰，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个骗局设计得天衣无缝，完全将舰队司令蒙在鼓里。
他们通过这种大胆的举动和出格的言论来抨击政府，表达自己的思想。
只是伍尔芙却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不发作的时候是一位才思敏捷，大胆独立的女性，一旦精神病发作，就会有自杀的念头。
或许正是因为被疾病折磨，才让她写出很多著名的意识流
1925年前后是她创作的辉煌时期。
5月份她出版了洛维夫人》，广受英国文学评论界的好评，这部被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2005年百部最佳英文。
林子轩看到的是一开朗的女人。
她的思维极具跳跃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会跟不上她谈话的节奏。
这和东方人聊天总是慢条斯理，话到嘴边留三分的习惯截然不同，中国人讲究言多必失，所以说话时往往要在心里想上一想。
伍尔芙觉得林子轩过于沉默，这和书信中那个提出许多奇妙见解的形象不太符合。
但她并不怀疑林子轩的写作才华，毕竟有作品作为证明。她只以为这是东方人的含蓄。
林子轩前来英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英国文学圈刷一下存在感，第二个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他在向这些英国文化精英们介绍中国的时候都会提到刚刚在中国发生的五卅惨案。
这件事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真相。在5月30日那一天，他就在事发现场。
在北洋政府和各国公使团的谈判中，外国的公使团一直辩解说巡捕是为了自卫才开枪，而中国民众是暴徒，袭击了巡捕。
这件事至今还没有结果。
在英国。英国政府的态度极为强硬，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国会下院发表了有关中国局势的重要声明。
“与其他有关国家一样，我们将保护在华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我们将使中国政府对英国臣民或财产所遭受的一切肆意伤害和损失负责。毫无疑问，不可以软弱，不可以犹豫。”
日本大使则认为“我们必须支持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我们还必须避免可能令中国人以为能够以暴力逼迫各国让步的任何行动”。
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强硬态度导致对于五卅惨案的调查和谈判毫无进展，双方只是在互相推诿和扯皮而已。
其中英国和日本的立场最为坚定，美国则具有两面性，居中协调。
美国政策的基调是无意利用对英、日不利的骚乱。
基本上选择维护列强内部团结。尤其认同拥有重要在华利益的美、英、日三强担负起外交责任，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对公使团给予明确的领导。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合作，但是，不要愚侠式地与他们打成一片，竟致我们分担中国人对他们的憎恨。”
英国的文化精英同样分为不同的派别，有些派别倾向于政府，有些则倾向于同情中国。
即便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内部也存在分歧，不过他们认为个人有言论的自由。
林子轩需要的是一个发出声音的机会，他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到英国，没想过到英国的政府部门抗议。或者到英国的参议两院演讲，那不现实。
他只要在公开场合发出声音就行了。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被称为剑桥派，所以林子轩获得了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机会。
1925年9月21日下午，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林子轩开始了他的演讲。
前来听讲的除了剑桥的学子，还有少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甚至是好奇的剑桥大学教授。
他演讲的题目叫做《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了这次演讲，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特意练习了英文发音。这是为了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林子轩向听众讲述了四个月前在上海发生的暴行。
“我当时就在现场，身边是我的学生，他们或许激动和愤慨，却绝不是什么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我听到了接连不断的枪声，人群惊慌失措，四散逃开，但枪声仍然不绝于耳。”
“惨案发生后，那些被枪杀的学生和平民被公共租界当局污蔑为暴徒，为他们的残暴罪行开脱，这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强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控制舆论，可以肆意杀人，这是怎样黑暗的世界。”
“但弱者也有反抗的权利，为了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上海发起了全市总罢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整座城市犹如一座死城。”
“随后在中国各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