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把话说完，蒋京国才松了口气。
他真害怕林子轩会说出一番抨击苏联政策的言论，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他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半年有余，虽说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学习，但他不是聋子和瞎子，总能通过报纸看到莫斯科的消息。
苏联政府对待**********者绝不留情，莫斯科充斥着肃杀的氛围。
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觉得林子轩的说法问题不大，便组织了一下语言，把林子轩的发言翻译了出来。
座谈会上的苏联人来自各个阶层，既有工农兵，也有一些社会学者。
对于林子轩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话题没有人接茬。
这个话题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问题，说不好就是路线错误，容易出事。
他们彼此看了看，氛围变得古怪起来。
终于，一位学者说话了，蒋京国翻译了过来，并提醒林子轩小心回答。
“林同志，你觉得怎么才能更快的实现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跨越？”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涉及到苏联国家政策的走向。
林子轩不能说你们不要实行计划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还要从西方国家引起先进技术，才能快速的发展，否则就会破产解体。
不说这些建议适不适合苏联的国情，他要是说出来必定会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奸细。
好在林子轩不是政治人物，他是一位不需要回答这么严肃的问题。
“我不懂经济，我想这需要苏联人民共同的努力。”林子轩应付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和在场的人放松下来，没有人想惹麻烦。
接下来他们自顾自的交谈，也不去询问林子轩的意见了，担心这位中国文学家又说出什么让人惊讶的观点来。
座谈会结束，按照惯例，会有一份会议记录送到苏联的情报部门备案。
这是外国名人在苏联才会有的待遇。每一位苏联公民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外国人的言行。
林子轩并不在苏联情报部门严密监控的范围，只是稍微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
毕竟苏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林子轩算是小有名气。
会议记录被送到情报部门，有专业人员分析林子轩这段话的意图。这段话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苏联国内贫困现状的不满。
另一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定性。
从这段话还能分析出这位中国人认为苏联应该先发展农业，实现温饱，再发展工业。
这是对苏联国内经济发展政策的横加干涉。
这位分析人员觉得问题很严重。已经到了国家性质和革命理论的高度。
于是，他写上自己的意见，把情报呈递给了上一级部门。
上一级部门同样进行了分析，无法判断这位中国意图，特意请来了苏联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来研究这个“初级阶段”的问题。
一些理论家翻阅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最终发现，这个问题马克思没说过啊！
在马克思时代，讨论的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
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要不要采用这种阶段式的划分？
这些理论家做不了主。只能继续上报，最终被送进了克里姆林宫。
林子轩不知道苏联的情报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也没想到座谈会上的内容会被送到情报机关，他只是随口一说。
他继续自己的莫斯科之旅，和冯程程一起参观各种沙俄时代的历史古迹。
莫斯科怎么说都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像中国的西安和北平一样，有着不同时代的遗迹。
两天后，他受邀参加了一次苏联作家协会举办的交流活动。
主题是中国和苏联两国文学界的交流，展示苏联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新风貌。
林子轩看了与会者的名单，没发现自己认识的作家。
他知道的苏联作家不多。有些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不少作家被驱逐到国外去了。
在1922年苏联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哲学船”的事件。
这一年，苏联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
1922年8月16日深夜，苏俄国家保卫局的行动队分别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与乌克兰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搜捕。
搜捕的对象是当时俄罗斯最重要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与作家。
整场搜捕一直持续到8月22日。共有225名高级知识分子被列入搜捕名单。
这些俄罗斯知识界的精英在经过审讯后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被驱逐出祖国，去往西方，他们大多定居在柏林或者巴黎。
苏联当局认为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于这些**********的知识精英采取驱逐的方式，不像后来斯大林执政期间采取迫害的方式。
这是他们的幸运。
林子轩不认识这些苏联作家。这些苏联作家同样不知道林子轩是谁。
林子轩的书籍没有被翻译成俄文，他的有革命性，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在苏联根本无法出版。
这样以来，所谓的交流就成为一种形式。
苏联的作家们大谈革命文学，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把西方的著作都批评了一番，只有那些赞扬或者亲近苏联的作家才能得到他们的好评。
林子轩没读过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