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界的圈子不大，林子轩找中间人约张时川见了一面，表达了想和张石川合伙开办电影公司的想法。
林子轩以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相当于给张时川送钱。
可此时的张时川正踌躇满志的打算进军证券投资行业，准备大干一场。
他连公司的地址都选好了，就在黄浦区的贵州路上。
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手上只有几千块的资本，却对外宣称募集到了30多万的资金，以此来吸引其他人进行投资。
玩一手空手套白狼的好戏。
张时川知道林子轩是开办银行的，便极力鼓动林子轩把钱投入他的公司，并许诺会有丰厚的回报。
林子轩对此哭笑不得。
他对这种投机型的投资兴趣不大，在脑海里也没有找到民国时期股票交易的信息。
两人各怀心思，根本谈不到一起去。
林子轩颇为遗憾，不过除了张时川，他还有其他备用人选，并不着急。
谁也没有想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证券投资行业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暴。
1921年秋冬两季，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了一场股票交易所的热潮，交易所股票满天飞。
其中，上海成立最多，竟有140多家。
一地设立这么多交易所，其正常业务量根本不能保证，只可能专注于投机行为。
1921年底，时近年关。
一些稳健的银行和钱庄收缩资金，进而停止房款，银根紧缺。
一向靠借款从事股票的投机者，资金运转不灵，顿时陷入困境，证券价格暴跌，大批交易所的信托公司纷纷倒闭。
最后，100多家交易所及信托公司关门大吉，剩下几家有实力有章法的勉强支撑。
这就是在上海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信交风潮”。
1921年八月初，百代唱片公司在《申报》上刊登了大幅广告。
“天籁之音，唱响大地。”
在广告旁边还有一张孟晓冬的照片，照片上孟晓冬坐在椅子上，以手托腮，穿着一身时下学校里流行的女学生的服饰。
清纯似水，婉约动人。
在这个还没有无线电广播的时代，在报纸上打广告是最常见的宣传方式。
以往百代出唱片，也会刊登广告，无非是“新片到货，欲购从速”等等介绍性文字。
这一次的广告创意来自于林子轩。
流行歌曲和以往的戏曲唱片不同，除了歌曲本身外，还要凸显歌星的作用。
也就是要捧歌星。
否则大家光听声音了，不认识谁唱的，那不是白忙活了。
在这个年代，歌星无法依靠唱片赚钱，灌制唱片是一次性的酬劳，没有分成。
也就是说，唱片卖的好坏和歌星没有任何关系，歌星可以通过其他舞台表演来赚钱。
这要从唱片行业的成本和利润说起。
以百代唱片为例，它在中国有自己的唱片制造厂，能够在中国制造唱片，一张唱片的材料成本大约在两角左右。
主要的花费是给演员的薪酬上。
按照此时的市场行情，戏曲名角灌录一张唱片的薪酬是500块到1000块不等，因人的名气而异。
到了三十年代，薪酬继续上涨，百代公司给戏曲名家余叔言开出的酬金是每片5000元。
这是什么概念？
林子轩写《射雕英雄传》，稿酬是千字三块钱，他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写完一百万字，得到的稿酬是3000元。
这个年代银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
举例来说，林子轩给平禁亚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80块，一般的编辑每月80到120块不等，中小学教师工资是40块左右，打字员月薪是30块，办公室秘书最低50元。
在上海单人租房每月六块左右，吃饭包月需要十块钱，下馆子的话一顿饭花不了一块钱。
坐黄包车更便宜，也就是一两角钱。
一个单身汉，如果一个月有40块钱，就能在上海过上不错的生活。
由此可以看出，灌录一张戏曲唱片五千块是多么高的薪酬，当然这是对于顶尖的戏剧名家来说的。
相对于戏曲名家，歌星的薪酬就要底的多，灌录一张唱片基本上就是一两百块钱。
这是因为戏曲名家已经成名，有观众基础，唱片不愁销量。
而歌星发唱片就要看市场反应，风险太大。
再者说，戏曲演唱需要几十年的功底，而歌星只要嗓子好，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稍加曲，这也是歌星酬劳底的原因之一。
孟晓冬灌录这张唱片拿到了150元的酬劳。
唱片公司给发行商的价格是一张唱片两元钱，唱片的材料成本才两角钱，就算是加上各种人工费用，唱片公司也能赚取将近一半的利润。
销量越大，他们赚的越多。
林子轩当初想要和百代公司签署分成协议，从每张唱片中抽成一角钱。
他还设计了一套方案，如果唱片销量低于一万张，他不要任何费用，这就是对赌协议。
可惜法国人不是傻子，百代的经理张常福也不同意，他们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改变公司的运营模式。
百代公司对这张试水的唱片销量估计的比较保守，他们认为最终应该在四千到六千张。
这是因为此前没有例子可以参照，谁也不知道一向保守的中国社会能不能接受。
林子轩需要依靠百代公司成熟的销售体系，让孟晓冬一夜成名，从而打造出中国第一位流行歌星，那就要用各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