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4日，江苏都督孙传方在上海龙华镇设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并自任督办。
以丁闻江为总办，管辖上海县、吴淞市及宝山县一部分地区的一切行政事务。
也就是说，由上海士绅筹备成立的淞沪特别市成为摆设，上海的地方自治遭遇重大挫折。
事实上，在军阀混战时期，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能获取大笔的税款，谁都想占为己有，想要自治并不容易。
孙传方没有把事情做绝，他邀请上海名流作为顾问，有限度的参与到上海的建设之中。
他曾给林子轩发过委任聘书，月薪 元，这绝对算得上是高薪了。
鲁讯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月薪是300元，胡拾在北大教书，月薪是280元。
1932年，广州市市长的月薪是560元，那位蒋总统的月薪是 元，其余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左右。
由此可见，孙传方对林子轩非常重视。
但被林子轩婉拒了，他不差这点钱，没必要为此坏了自己的原则。
林子轩的原则是绝不出任任何政府的公职，商业和文坛等民间机构的职务没有问题。
想要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明哲保身，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了。
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些人拿他没有办法，你可以说是文人的清高，那我就清高了。
况且，孙传方在上海待不长，北伐军一到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只能和吴佩浮一样成为中国政坛的匆匆过客。
5月9日，孙传方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名义邀请上海商界的名流前去议事。
林子轩也在被邀请之列，他拒绝过一次，这次就不好不去了。
反正只是开会而已。估计是走走过场，竖起耳朵听听就好了，会议的事情当不得真。
龙华镇位于上海的西南方，是民国时期上海官署的所在地。因镇上的龙华寺而得名。
每年农历三月，龙华寺香汛、三月半庙会及三月桃花盛集于一时，是上海市民踏青赏春的好去处，每年都会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会议的地点设在一处别院内，院内桃花朵朵。景色宜人。
院子里摆满了桌椅，还有茶点招待，众人坐在其间，畅谈上海的未来，不失为一桩美谈。
林子轩觉得孙传方有点附庸风雅的意味，不过总比在会议室聊天有创意。
孙传方四十岁出头，正值壮年，看上去有一股英武之气，讲话给人志得意满之感。
此时，他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他会兵败如山倒，就此消失在中国政坛，躲到天津租界内苟且偷生，数年后，被仇家刺杀而死。
主持会议的是总办丁闻江，此人是位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
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
1916年。他与章虹钊、翁闻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这个地质调查所可不简单，在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培养了大批中国的地质人才。
丁闻江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和胡拾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相当。
丁闻江和李司光之间有一段公案。
他在1919年向蔡元赔推荐李司光在北大任教。
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司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李司光的家庭条件不好，丁闻江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就安排李司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
随后，丁闻江又为他找到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250元。
这一时期，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丁闻江过世后，李司光还写了缅怀丁闻江的文章，表达了对这位丁大哥的尊敬之情。
到了1951年，李司光开始批判丁闻江。
他把死了十几年的丁闻江排除到中国地质奠基人的行列之外，还把丁闻江划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之中。
让丁闻江这个名字在中国地质学界消失了几十年之久。
丁闻江不仅是地质学家，他还是社会学家，曾经和胡拾一起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政治评论，在“联俄仇俄”的讨论中属于坚定的仇俄派。
如此，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就不稀奇了，他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次会议相当于联欢会，重点是安抚上海商界，稳定人心。
会议结束，不少商人直接离开，还有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留下来观赏桃花。
丁闻江则找到林子轩，他看了林子轩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联游记，想借着这个机会问一问苏联的真实情况，探讨********的出路。
他和胡拾是朋友，和林子轩不算陌生。
两人坐在桃花丛中，喝着茶，随意的闲聊着。
丁闻江觉得林子轩提出的那些经济政策有为苏联出谋划策的嫌疑，不应该发表出来。
如果苏联真的照做的话，很可能变得更为强大，有强邻在侧，不是中国的福音。
林子轩倒是不怎么担心，只要斯大林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实行重工业计划，想必不会因为看到这些经济理论就会改变苏联国内的政策。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丁闻江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地质勘察。
他跑过不少地方，见过中国各地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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