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拾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这几封被披露出来的信件重新燃起了对苏联态度的争论。
中国文坛的论战都是一拨一拨来的。
徐至摩在《晨报》发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以火烧《晨报》报馆为结束。
林子轩写了在苏联的见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争论了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再著名的学者也不可能让一个话题持续的进行下去。
基本上都是开端、发展、高潮到尾声。
毕竟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舆论热点，读者也会出现阅读疲劳。
就好像后世的媒体不可能让一个人天天上头条，总要不断的变换新花样，给观众新鲜感。
如果胡拾同样批判苏联，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必要重复。
但这次胡拾竟然称赞苏联，认为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还发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这样的感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胡拾和徐至摩、以及林子轩一样，都是在美国留学，崇尚自由主义。
按理说，这三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对待苏联的看法应该一致，没想到胡拾和另外两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们三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这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胡拾的信件成为了不少人攻击林子轩的武器。
他们抨击林子轩对苏联抱有偏见，只说苏联糟糕的一面，而没有提到苏联的成就，苏联推翻了帝国主义，仅仅这一点就比中国强。
还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担心中国一旦走上苏联的道路，他就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才恶意歪曲事实，抹黑苏联。
他们痛斥一个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批判苏联。
林子轩看了胡拾的信件，他觉得胡拾应该是被苏联人给糊弄了。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能看到什么，看看胡拾去的地方。革命博物馆和监狱，这是苏联当局为前来苏联的外国人安排好的参观地点。
最为古怪的是，胡拾竟然通过看苏联教育方面的材料就认为苏联的教育不错。
他既没有到学校去实地考察，也没有和苏联教育界的人士接触。如此的武断，完全不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像是在莫斯科陷入了精神亢奋之中。
胡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被打脸的过程。
1922年，胡拾兴致勃勃的提出了“好政府主义”。
结果成立的“好人政府”成了军阀操控的工具。仅仅存在73天就宣告结束。
他还跑到皇宫里会见末代皇帝傅义，非常同情傅义的遭遇，为此写文章为傅义鸣不平。
后来傅义投靠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
1922年，在孙仲山和陈炯名的交锋中，胡拾批评孙仲山，称陈炯名的叛变为革命。
这件事让孙仲山耿耿于怀。
两年后，广州《国民日报》的编辑在编纂孙仲山文章的时候用了胡拾的话来解释，孙仲山亲自批文“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由此可见。孙仲山对胡拾的怨念。
胡拾还支持段祺睿的善后会议，结果因为“三一八”惨案段祺睿狼狈下台。
他现在开始赞颂苏联，到了1948年，他就说苏联成了一股可怕的侵略势力。
林子轩回忆了一下，在站队这方面，胡拾这一生经常站在反派的一边，要不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恐怕早就被人给弄死了。
这也可以当作是赞美，说明胡拾一直在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等到几个月后，胡拾到了美国。便逐渐清醒过来。
他又崇尚起美国的社会制度来：“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他是清醒了。不过他写的《欧游道中寄书》却在中国的思想界引发了大争议。
徐至摩在《晨报》上对胡拾做出规劝，不少胡拾的朋友同样觉得胡拾的政治倾向转变的太过突兀，难以理解。
林子轩则认为胡拾是被苏联蒙蔽了，希望胡拾能真正了解之后再做出判断。
对于如何看待苏联是中国知识界在这个年代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
到了1948年，仍然爆发了一场类似的争论。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有意思的是。胡拾到了第二年从美国回国途中路过日本，拜访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
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已经有所变化。
胡拾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看看，福田德三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
林子轩受到攻击，心情不怎么好，于是他决定把“抹黑”苏联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既然你们认为我抹黑了苏联，那我就认真的抹黑一次吧。
他原本想把写作《1984》的事情放一放，反正又不急，等有闲暇的时候再说不迟。
但谁让他受刺激了呢，抄一本间还是能挤出来的，也就不到三十万字。
《1984》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在1984年，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
它们分别是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