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作品叫做《邪恶之路》。
与此同时，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
此人出生于1865年，精通多国语言，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是一位探险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
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
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
1926年年底，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
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在这个时代，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京沪航线”。
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飞机名为“京汉号”。
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
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
1919年2月8日，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伦敦。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到了1926年，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
说实话，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飞机有风险。乘坐需谨慎。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对于这次探险，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
在中国人看来，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并不强大，看起来没有威胁，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
比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
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
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精通汉语、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
北平一别，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1924年11月中旬，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
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随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胡拾，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
林子轩，诗人、戏剧家，非常年轻。但很有才华，在西方有影响力。
“但我倾向于梁启朝，因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说道。
这是1924年，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
同时，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
然而，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