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创造》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品三国》、《红楼梦》、还是《明朝那些事儿》？
《品三国》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讲坛》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品三国》，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儿》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红楼梦》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红楼梦》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红楼梦》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红楼梦》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红楼梦》，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