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遂人愿，这次恢复祖宗基业的大功劳没捞到，反倒成了罪过，真要追究责任，那理宗皇帝就是罪魁祸首。问题是皇帝是不能犯错的，他是真理的化身，是一种精神寄托，如果一个皇帝三天两头出错，你让底下的百姓们咋想啊。可是错误已经出来了，十几万军队和民夫都没了，咋办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找人背黑锅，一个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赵氏兄弟、郑清之、全子才都是朝中重臣，这个黑锅很难扣到他们脑袋上。在这次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中，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倒是不肯调拨粮草，有点错误。可这个史嵩之也不是凡人啊，他是史弥远的侄子，史弥远虽然死了，可并不是倒台而死，史家的势力还在。如果不是有这么大依靠，他也不敢不给北伐军队调粮，这个黑锅显然也扣不到他头上。
主战派不能扣、反战派也不能扣，那就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宋理宗把赵氏兄弟、全子才削一秩、下面的副将们削三秩、还有停职的。史嵩之也不能一点不处罚，京湖制置使这个军职就别干了，回来当刑部尚书吧。可惜史嵩之不给理宗面子，推脱说自己母亲病了，干脆回家躲了。
一场耗费了无数钱粮、损失了兵民十多万的大败仗，结果呢，轻描淡写一挥而过，该负责的不负责、该检讨的不检讨，全当稀泥给搅合了。从这点上说，宋朝的制度还是有很大缺陷的，尤其是在重大决策权的控制上，过于宽松了。而且这些朝臣的脑子都有问题，大敌当前之时，居然还有功夫内斗。这不是嘬死嘛。其实从这一点上讲，南宋的皇帝和朝臣有点井底之蛙的意思了，他们并没意识到蒙古会比金辽两国还厉害，以为能耗过金辽两国，必然就能把蒙古人也耗过去呢。
这份报告是临安的统计员在临安城里，从官方和非官方途径搜集来的，然后通过往来于各个港口之间的定期快速帆船传递到了广州城的慈禧手里。最终由他亲自送回金河湾。当洪涛回到金河湾之后，已经是端平二年，也就是1235年春天，此时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报告上还提到去年年底，蒙古人派了一个使节到南宋朝廷来“通问”，要求南宋朝廷也像对待金国一样。继续向蒙古帝国上贡，成为属国。这个条件南宋朝廷肯定不会答应，好不容易送走一个干爹，现在又来一个，凭什么啊。其实蒙古人也没打算真的要什么岁贡，他们只是做个姿态。如果你真给了，那就拿着。正好补充军费了，大不了拖一年再揍你。如果你要不给，正好有借口了，凭什么你给金国不给我们？这是看不起我们啊。接着揍！
后世里有些学者也分析过，居然还有说蒙古人如果得到了岁贡就会放南宋一马的，这尼玛不知道是不是上学上坏了脑子。当时的蒙古人已经摸清了南宋的虚实，在端平入洛之前就已经指定了南下的大方针，我都能把你们家全抢过来，难道你每个月给我五百块钱，我就不抢了？仗义点的不要钱直接抢你。孙子点的先收你半年孝敬，然后接着抢你，这还用讨论分析？
假如南宋是个不毛之地。大家都活得苦哈哈的，蒙古人估计还真可能放一马。抢过来没啥用啊。可惜南宋已经算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了，身边放着一个大富豪，土匪会养着不抢？非等你缓过劲儿来，继续挣扎逃命？
光靠打压主战派，就能让蒙古国化干戈为玉帛吗？南宋朝廷还没傻到这个程度。偷鸡不成蚀把米，朝廷和蒙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也烟消云散了，于是南宋朝廷开始积极备战了，这次不是要进攻，而是防御。
怎么防御呢，其实没啥可琢磨的，自古南北之间可以大规模调动兵力的，无非就是三条路，东、中、西。
东路就是江淮方向，在南宋这里归淮南西路和淮南东路管辖，统称江淮，因为它正好处于淮河和长江之间。这片区域和后世的江淮还不太一样，黄河没事儿就改改道，现在正好夺泗入淮，造成这片地区里湖泊密布、水道纵横，陆路交通不是很方便。但这里距离南宋都城临安最近，即便蒙古人不从这里发起进攻，按照人的习惯思维，也会在这里严密布防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中路就是襄阳方向，也就是后世的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地区，统称荆襄。在宋朝的行政区划分中，这里属于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简称京湖，设立京湖制置使一职。这是个军职，有点像后世里的军区司令。要说交通状况，这里应该是最便捷的，水路、陆路都很发达，过了汉江之后向南四通八达，全是平原。不过在这里有座坚城挡路，还是临江的坚城，它就是襄阳城，城高墙厚，只要守军不脑残，进攻起来不太容易。
西路就是川陕方向，有利州路（陕西汉中）、益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四川三台）、夔州路（四川奉节）。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金国灭亡之后，原本金国驻扎在陕西的军队一部分投降了南宋、一部分投降了蒙古。还有一部分成了三不管，谁也不投降，占山为王，想当墙头草，看看到底是倒向哪一边更合算，实在不成就拥兵自重了。
不光在川陕地区有这种情况，襄阳地区也有不少金国军队投降，在如何处理金国军队的问题上，南宋朝廷又没玩好。他们居然在这种敏感时期，还坚持执行更戍制度，就是让边疆各个军区的司令隔一段时间就调换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