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蛟和孔沛带着大部队向北走了，洪涛和自己的卫队留了下来。二十多艘运河平底船开始向一起集结，船舷挨着船舷的排在一起，把整个河道都堵了起来。船和船之间用缆绳牢牢固定住，再在河岸上砸进去几根大木桩，把两边的船只绑在木桩上。这样一来，在那条暗坝的南侧就形成了一架由船只组成的巨大浮桥，足有四列宽。
当船上的士兵忙着在架设浮桥时，洪涛也没闲着，他把手里仅剩的二百多名士兵安排在河岸两边同时扎营，还故意把营盘扎得稀稀落落，既没有围栏也没有壕沟，根本不像行军的营寨，更像一群旅行者，连商队都不如。
扎完了营，时间也差不多到中午了，除了几十名士兵还在看管着预备营开挖暗坝，其余的士兵全部到岸边埋锅造饭。不光吃，还得喝，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怎么懈怠怎么来、怎么热闹怎么干。一直折腾到下午两点多，这才偃旗息鼓，该钻回帐篷睡觉的睡觉，该跑回船上休息的休息，整个船队和挖掘工地上站岗的士兵不超过十个。
洪涛的感觉很准，他们的行踪一直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自打这支队伍从开封城出发之后，就已经被人盯上了，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对于洪涛这支朝廷军队的到来，大名府周围的地方豪族们非常不舒服。他们可以忍受金人的欺压、可以对蒙古人俯首听命，但绝不会对大宋朝廷如此忍让。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大宋朝廷还是原来的软蛋，虽然把蒙古人打跑了，那也是因为蒙古人内乱之后实力被大大消弱，就算这样也照样打了好几年才撤走。
向这么一个朝廷臣服，不符合北方豪族的利益。交税、纳粮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获得保护。既然是保护，那就得找比较强力的靠山。金人、蒙古人都具备这个条件，大宋朝廷的表现并不令人信服。
这些北方豪族之所以答应臣服大宋朝廷，其实只是敷衍，压根也没打算真的给大宋朝廷纳钱纳粮。而且他们觉得大宋朝廷没能力把北方治理好，更没能力长时间统治北方，说不定哪天蒙古人又杀回来了呢。与其到时候重新投向蒙古人，不如现在就先别忙着选边站队。大宋咱也不靠、蒙古人也不勾结，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挺好。
实际上黄河以北的很多地区，在蒙古人退走之后就已经进入了自治状态，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地方豪族势力在这里非常强大，哪怕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他们也抱着团的和蒙古人谈条件，获得了部分自治的权。当年大宋朝廷北伐时，这些地方豪族就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既不给蒙古人提供帮助，也不支援大宋的北伐军。能做到这一点，就足矣说说明他们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武装力量，至少是能自保。
现在洪涛的军队打着大宋朝廷的旗号大摇大摆的进入了他们的领地，而且事先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这种行为已经深深的刺痛了地方豪族那颗脆弱、敏感的心。当洪涛的军队还没抵达开封时，这些北方豪族就已经接到了线报，开始留意这支一路走、一路打、一路杀的军队。自打洪涛一离开开封城，继续沿着运河向北，以大名府为中心的地方豪族就坐不住了，一起跑到了大名府，商量该如何应对。
其实这也是双方互相不太了解而产生的误会。如果洪涛能把姿态放低一点，事先从开封城里找人去和这些北方豪族接触接触，说明自己是想借个路通过河北地区还是没啥问题的。地方豪族们也不愿意没事和朝廷的军队打仗，毫无意义嘛。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这些地方豪族能把耳朵伸长点，多了解了解大宋朝廷近期发生的诸多变化，多关心关心大宋朝廷的新政策，也就不会轻易下决心要给这支朝廷军队一个严重警告，顺便也是警告大宋朝廷别把爪子伸得太远。
说白了，洪涛和这些北方豪族就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洪涛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北方豪族的具体处理意见，他目前还顾不上这片地区。不过他的处事方式和以前的大宋朝廷完全相反，从没考虑过要向谁低眉顺眼，这不符合他的习惯。让一个东征西讨从未遇到过敌手、创建了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皇帝，主动向某个势力低头，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从洪涛的经历、性格、能力来综合评估，他也确实没这个必要。放眼世界，只有金河帝国才有资格和他进行平等的谈判。注意，是平等谈判，只要金河帝国有一丝一毫以势压人的意思，洪涛宁可不要大宋，也得让金河帝国和自己的儿子尝一尝啥叫疼。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一群北方豪族，在洪涛眼里就是一群丧家犬，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感情。
可这就是洪涛无法成为一个合格政客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有些违背他所倡导的一切为了利益原则。他无法摆脱任性的毛病，而一个合格的政客，是不能受情绪所左右的，在政客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高兴和不高兴这种词儿，只有合适和不合适。只要利益拿到了，他们自然高兴，拿不到当然也就不高兴，一切情绪都由利益多少来决定。
按照一名成熟政治家的理解，这件事原本可以处理得很好、很平稳。先派人去北方安抚安抚这些地方豪族，顺便多摸一摸他们的底细，甚至先给他们一些甜头都可以，只要能让他们暂时承认新政府的领导地位，一切就都好办。
然后再利用这些豪族之间的诸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