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潮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会见了日本大使，这本是他就任总理之前就想做的事情，拖到了现在既是因缘际会，也是日本人的情况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严重。
杨潮上次离开上海之前，日本情况看似严重，民间法西斯势力对日本财阀恨之入骨，刺杀了多个财阀的掌门人。
其实也不怪民间有这种声音，而是日本财阀显得太过贪婪了。
其实中国也有，东方民族总体表现没有欧洲的海盗文化贪婪，但是面对利益诱huo的时候，却也没有那些海盗意志坚定，没有那些海盗文化懂的合作分赃。
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利益面前，极其贪婪，只要是赚钱的东西，都想插一杠子。
比如三菱财阀，他们最大的产业当然是造船，可是除了造船之外，他们还经营银行、商事、重工、电机、玻璃，甚至连啤酒厂都有一座。三井财阀则有银行、房地产、百货、电子、造纸等产业。
其他财阀无一不是如此，这就是后世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日本公司的多元化发展，跟美国的专业化发展走两个方向。
但此时的日本财阀，还远比后世的财阀要贪婪，也比中国的那些同样玩多元化的资本家要贪婪的多，比如三井财阀，他们的网络遍及全国，不但做各个大公司的生意，吸纳老百姓的存款，连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向农民出售耘田袜这样的小生意也做，这就不但在顶级控制经济，还向下挤压中小商人的生存空间，这种贪婪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罕见的，是根植于日本民族精神基因中的贪婪。
当然按照鲁迅先生的理论，这属于劣根性，只可惜鲁迅没空研究日本人的劣根性，光顾着研究中国人身上的了。
这种贪婪，尤其是向普通老百姓和农民放贷。虽然也能赚到钱，但是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坏了，会留下一个喝农民血的印象，农民不会考虑银行贷款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他们只会在还贷压力之下感受到不公平。
经济繁荣时期还好，但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民间的愤怒就会转化成一种毁灭一切的力量。
于是出现了血盟团刺杀三井家族的经理人团琢磨的事件。
日本血盟团是一个法西斯式的民族激进分子组成的组织，其中有僧人，有青年军官。有农村青年和学生，完全是一个中下层分子组成的组织，理念是“一人杀一人”，大量推广刺杀活动，目的是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实现君民共治。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他们都是效忠天皇的，这是日本法西斯的特点。
短短几年间，血盟团刺杀了井上准之助、团琢磨、若槻礼次郎、西园寺公望、池田成彬、德川家达、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等日本政治和经济界的要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比如刺杀三井财阀的理事长团琢磨成功了，但是继任的理事长池田成彬却靠着贿赂日本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躲过了一劫；刺杀了日本民政党选举委员长井上准之助，却没能刺杀日本政治巨头西园寺公望。
但是短短几年内，在社会上制造了20多起刺杀事件，还是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恐慌，尤其是财团家族的恐慌。
三井财团最先行动，在池田成彬的游说下，三井家族做出了家族成员全部撤离家族产业经营的决定。同时效仿美国资本金用捐款来改善家族形象，向各个慈善组织捐献了3000万日元，同时积极向法西斯势力妥协，采取资助法西斯组织主要头目的方式。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保护，比如池田成彬就向法西斯势力行贿多大几百万，出行必定穿着防弹衣。
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种严肃的氛围之下，日本天皇裕仁却保持了沉默，这是日本皇室一贯的态度。跟日本人一样明智，懂得明哲保身，即便是明治天皇的时候，其实也并不直接处理政务，而是完全委托给了内阁，内阁成员讨论出结果之后，才会拿给他过目，一般情况下天皇都不会反对内阁的决定，这种状态直到二战后期的东条英机时候才改变，英机是在大事的讨论阶段，就会事无巨细的向天皇汇报的，先取得天皇的态度，然后就不用讨论了。
天皇不表态，法西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如同明治维新时候日本政客们打的尊王攘夷旗号一样，获得了道义上的正确性，导致他们的行为越发嚣张，用暴力对抗政府，让政府很头痛。
日本人对抗他们的政府，制造社会混乱，杨潮不关心，可是冲击到了东京占领军的军营那就不好了。
日本人法西斯在天皇的沉默下，越来越嚣张，他们开始想对中国说不了，经常组织多则上千少则数百人的队伍不时在东京中国驻军军营前的抗议，人一多，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驻军始终保持了克制，毕竟这些都是平民，杀他们对中国形象影响太大，没看到那大大小小的西方记着们，早就架好了相机，就等着中国驻军开枪吗？
杨潮以中国总理的身份，会见了日本大使，提出强烈要求，要日本政府处理好日本人的游xing示wei行为，不要冲击到中国的军营，如果出现意外，一切责任由日本政府负责。
日本人态度倒是很诚恳，鞠躬连连，表示一定采取措施保证中国驻军军营的环境。
但是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基本上是放任纵容这些法西斯团体。
日本人没准也有利用这些人向中国施压的意思在里面，就好像慈禧太后当年想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