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人：淄博临渠
发表时间：2013－8－1815: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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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写小说难，还是搞研究难？面对这样的提问，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写小说要困难得多。
“怎么会呢？”也许有人会这样反驳我：“做学问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厚的理lùn_gōng底，丰富的资料积累，而写小说则完全可以信马由缰、凌空虚空，爱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反而难呢？”
我的理由是：
一、做研究，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大堆资料可以凭借，而写小说，你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光溜溜的墙壁了。
二、二、前人和同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构成学者做学问的契机，或拾遗补阙，或饤饾考据，或猛烈批判，创建新说。写小说呢？前人的作品通常只是障碍，你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作家以前的作品更是障碍之一。
三、如果某一位学者积累了一套研究方法，长一点的可以用一辈子，短一点也可以管上三五年；而小说家过去的经验则帮不上他什么忙，两部作品之间永远是全新的挑战。
四、与学者相比，作家更容易受到自我怀疑的纠缠。福楼拜会为一个形容词浪费整整一天的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快要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时仍然认为它毫无价值。这都是令人恐怖的例子。我想，作家与学者所使用的语言表面上一样，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
五、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和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理论的边界被大大拓宽了；相反，由于电影工业和资讯业的突飞猛进，“故事”不再是小说的专利，小说的领地正在被压缩。虽不至于“突然死亡”，却也已苟延残喘了。有人说二十世纪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实际，的确是一个事实。
类似的理由，我还能举出许多。不过，这也是相对而言。如果仅仅是应付，两者都不难，如果不幸要较真，世上大概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
是的，若不幸较真，很多事都不会容易，也不会简单。临渠的数学分析老师曾对我这样说过——“不要太认真”。
我的老爸也十多年来不下上千次说过太过死板……
可是，临渠是个认真的人。虽然最近几年以来，遭遇变故过多，被海云天一众书友认为是钻入了牛角尖钻入了死胡同之中，当然，我也吃了不少苦头，也曾想过放弃，准备去——“去做一个坏蛋”之类……
由于恐惧，我丧失了力量，还好在大家的帮助下才得以“重建”“自毁”掉的自己。这些暂且止住，不过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我暂且先说我此述的缘因吧。
首先，在此之前，我写过不少关于作家“前后期思想变化”的文字，“前后期思想变化”是我在之前其中一个时期最重视的一个问题，很多书友也知道，在那个时期辰迷中如梅香淡雪等书友都在关于佛教等相关的宗教的事物进行过讨论，由于临渠对南北朝很感兴趣，自小在父母说文、革左右的生活这种环境之下，试图去还原南北朝的一些事情来说明更可怕的是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是魏晋以后儒道佛交融最剧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兼修儒道佛等的人很多，甚至有修出诸子百家子部的天才现世。临渠就是由儒道佛相关触及到“前后期思想变化”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前后期思想变化”为出发点，试图附会和理解东哥的作品。
第二，就上面格\非的序，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都为作者辩护过。但是，我也曾根据《淮南子》及民国时期的一些事情提出“文字舍本逐末性”这个问题，甚至举出了民\国时“废除汉字”这个大论战作为素材。
也举出了林\语堂说“小说戏剧害人心术，引发偏见”这个观点。由于临渠所受之学为毋敛之学，与汉学及乾嘉时期的朴学接近，故长期秉持着一种“不抱任何已有的偏见或成见去看待问题的”汉学和朴学态度。为了避免偏见和成见，临渠在毁灭文字的基础上回到了“结绳时代”，引发了“自毁”，最终失去了“己见”，迷失了生活的目标……
可是，若无目标，若无自己之“见”，就会丧失行动的主动。所以，在林\语堂和朴学之间，过去时代与现在实际之间我该如何判断？
于是，在训诂之下，我开始回顾过去，思考人生该怎么处理如何抉择。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云：“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认为五经为史之大宗，诸子为史之小宗，批评了刘向仅以道家、术数家出于史官的说法。将史的范围扩大了。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小说家列入史的领域，称为“任教之史”。
近代学人，如王国维，认为中国缺少悲剧，于是耗费多年时间进行戏剧小说的创作。
这里，我们咱不管东西中、日各国之间小说的前后期变化，以及性质和不同系统，暂提两三要点，试论小说之重要性。
又如陈寅恪，他在晚年时愈加肯定小说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一个时代，临渠根据一些学人如余英时的著作及明清时的一些社会背景做过一些艰苦的阅读。虽然算不上是研究，但也发现了小说的重要性。
林语堂说小说戏剧害人心术，那比较集中地是争对“吾国与吾民”。
临渠知道要从史学去分析，然后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