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李宗仁通过线人，获得一条尚未证实的情报，说蒋介石最近不断从江西运武器去补充陆晋川所在的第一集团军部，实属可疑？
运输装备，从武汉经由火车送往长沙最为方便。南京为何舍近就远呢？心中分明有鬼，由此他推断，中央意欲对武汉用兵。
李宗仁特嘱亲信何键前往北平，向白崇禧汇报，并派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王季文随行。一行人从武汉乘火车抵达北后平，白崇禧亲自去车站迎接，一有时间，就陪同他们浏览北平名胜，故意掩人耳目，作出假象：让政敌认为他们此行仅是旅游，别无其他政治意图。
游览湖光山色之际，白崇禧一边听着俩人对时事的汇报，一边闭目沉思，半晌一言不发，忽然把手中烟头一掐，低喝一声：
“干！”
而后，他明告王季文、何键：
“看来老蒋锐意削除异己政策的激荡下，内战是不可免的。外传蒋介石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瓦解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瓦解第四集团军。如果真的打起来，则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我主张第四集团军在武汉的部队，在必要时应全军撤到湖南，紧靠两广为后方，以利于进攻退守，运用自如。如果我们进军对蒋，也应当采取当年北伐的打法，由浙赣线进攻上海，切勿等在武汉挨打。”
翌日，李宗仁亲信返回时，白崇禧还殷殷嘱咐放弃武汉的主张。他还要李宗仁筹三十万元，使现在滞留天津到唐山的军队能够把它作为开拔费，早日调回武汉参战。
何、王俩人对此唯唯遵命，可却心怀鬼胎，武汉是李宗仁的地盘，他们不想放弃武汉，以至于后面落得一败涂地的残局！
蒋介石也派他的侍从参谋去武汉刺探桂军情报。参谋借黄埔军校生的人脉，很快侦悉：桂鄂部队不和。其中尤以桂系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对鄂军骄纵跋扈，最为不满。
不久，蒋介石就派他的高参到武汉，向第七军第一师李师长策反。高参与李师长为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可以促膝谈心。高参对李师长说：
“武汉给桂系搞得乌烟瘴气，你在这里有什么出路？如果倒向中央，则可以开拓另一个前途。”
李师长沉思有顷，心思略有泛动。
不久。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两个师团向长沙进兵。鲁主席措手不及慌忙乘船离长沙经长江转往南京，两部还追击鲁涤平所部两个师，此即所谓“湘案”。
蒋介石在溪口知道“湘案”爆发，即马不停蹄从宁波到上海，中央出师桂系，便不愁师出无名。桂系将领一入南京，即受到特务监视，即派警卫团去参谋总部将桂系的卫队缴械。
“湘案”发生后。白崇禧也与李宗仁采取一样行动，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并电李宗仁，要他严令武汉的鄂军停止在湖南的军事行动。此外，他又密电，鄂军撤往湖南，待命进止，但鄂军心中有小九九，拒不遵命，坐失时机。
而早已被策反的李师长等几个桂系师部。以反对桂系为名，脱离第四集团军的系统，临阵倒戈。当蒋校长的嫡系部队对武汉下总攻击令，因李师长已有默契。所以只虚张声势，并无实际行动。
此时，冯玉祥雄视中原，举足轻重。李宗仁派电请冯玉祥居中停处，化干戈为玉帛；蒋介石则派邵力子密谈冯玉祥于华山，要求冯玉祥派兵从河南出兵进攻武汉。以冯玉祥任行政院长作为条件，如冯玉祥态度中立，则蒋介石自难悍然用兵。在封官许愿下，在河南的冯玉祥果然心动，与蒋校长一拍即合，同意联合出军，逼走桂系。冯玉祥是有名的倒戈将军，为了防止他再度倒戈，蒋校长随即公开发表电讯：“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的电报，以免冯玉祥其中途变卦。
有了冯玉祥的军事支持，蒋校长如虎添翼，遂改订了原来内定的战斗序列。民国十八年秋，以冯玉祥部的将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中央军第一军和第二军改为第二路军，西攻武汉；在江西的朱培德所属第三军为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截断武汉退路。同时蒋介石委任桂系何键为第四军军长，从事分化。
桂系核心军团率部进军鄂西后，原拟守住武汉三镇。但因他们到武汉后，生活腐化，脑满肠肥，长期脱离部众，士无斗志。不出三月，竟接受中央的招抚，向蒋介石投降几个带兵的主帅都收到对方送来的五万元大洋，说是“中央送给他出洋的”。主将遂搭英国兵舰去香港，所部全部官兵运送武器去中央军的司令部，完成变相的缴械手续，桂系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蒋校长攻下武汉后，桂系第七军军长仓皇到北京德国医院见白崇禧，告诉他部队不稳，日内即到天津，要白崇禧同他离京，沿途已有布置，白崇禧到天津后，搭上一艘日轮，南开香港。
第七军军长助白崇禧离津后，即电上海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赶紧设法救白崇禧出险。因为他侦悉，老蒋已知道白氏乘轮南下，恐有不测之祸。
李宗仁在上海得讯，即派王季文去访许崇智问计。许氏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有交谊，当由许电宇都宫设法营救。宇都宫遂令天津日清汽船公司派一快轮追上这条日轮，送白崇禧前往日本门司，另搭别的轮船前往香港。
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