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是卖炭发家的土豪出身，他看问题的角度常常从商业的发展上出发；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刘整是军人出身，全靠着战功发家，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从战局上着眼。
双方的出发点本来不同，但是，最后都落实到了一点，都要有对水上交通的控制权。
刘整的心意是，坚决避开长江的天险，全心攻打襄樊之地，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大宋灭矣……所以要控制住一切水道！
吕文德的心意是，无商业便没有吕氏集团，没有吕氏集团，就没有襄樊了……所以万万不能让他们破坏了商路！
双方的着眼点都放到了水面上，都在大造特造大小船只。
吕文德的上书把大宋的群臣们下了一跳，难道对方开始有事于襄樊了？！
其实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意思是，再多给一些军用之资，这次造船的费用我自己还垫了一些款项呢！
但是，又有大臣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有人攻击平章贾似道在军中推行的打算法了，声称正是这打算法才将刘整逼得背叛了大宋……
但是，平章贾似道实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军，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这决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利于解决财政问题。
再说了，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
内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外大部分上供，这使得地方上没有能力去应办棘手的事务。
沿边州府财力单薄，也无力去**组织防务。
二者均需要中央财政的重新调配，从而造成了对中央的依赖。
而在路级政区，依然采取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转运使四使并立的领导体制，从而使事权分散，无法在大区域对地方进行整合和建设，增强地方的力量。
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南宋秉承的依然是“强干弱枝”的构筑模式。
这种制度的好处就不用说了，没有人能割据；坏处是，一盘散沙了……
所以必须要推行打算法，不能让地方军队任意滥用财物……这本来没有错的。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允许将领贪污挥霍吧？
至于说是刘整的背叛……一个人要是背叛，他能找到无数的借口！
所以，此事与打算法何干？！
但是没有人公开这样说，只是在私下里流传……老贾同志的气得暴跳如雷，也不在家玩蟋蟀了。想找人论战，可是没有人公开说啊！
这时，老贾同志动用了两种手段来回击，第一个他准备对付几个背后乱说的大臣，杀鸡给猴看；另一个方面，他有舆论工具……
《民声报》上忽然登出了一张《刘整传》〉的文章：
“刘整字武仲，信阳人也，少是凶悍顽劣，贪于财物而无信用……是时，战乱方定。百废待兴，财物匮乏，平章贾似道推行打算法欲除军中贪污挥霍之行，遣吏至各路军……俞兴为信臣，身负平章重任，乃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整贪而惧，赂以金瓶，兴不受，整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以城降北……”
这份《民声报》一出，老贾同志赢了……群臣中鲜有私议者。
接着他找机会又给几个曾经私下妄议者穿了小鞋，一个个都赶到了偏乡野土之地为官。才解了心头大恨。
同时，大宋官家赵禥从内藏库里拔出了一笔钱钞送去了襄樊两城，又重重勉励了吕文德一番，这一下子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干劲更欢了，不论是为公还是为私，他是坚决不让刘整在长江水道上捣乱！
双方常常在各条水道上发生各种烈度的摩擦……结果总是吕文德占了便宜。
刘整后来不得不让水军后退。而且越来越收缩巡视范围。
双方在小规模冲突中，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装备占了大便宜！
刘整派出的水军巡查一般是以三艘战船为一队，吕文德也派出三艘战船为一队来对抗……双方根本就是不宣而战，谁也没有公开要与对方开战。
两队在江面上遇上就是开打了，一个要保持商船通行无阻，一个要拦住商船登船检查，双方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刘整的鞑靼水军马上感觉不适应了。
其实双方的水军都是在江边上长大的汉人，现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
以前，双方离远了，就用床弩对射，近了用弓箭，靠上了就跳帮做战。
基本上船大的打败船小的，船多的打败船少，顺风顺水流的打败逆风逆水流，概无例外。
刘整的鞑靼水军是顺流而下，吕文德的大宋水军是逆流而上。
鞑靼水军一看双方船数一样，大小一样，自己还占着上游，便非常有信心，看见了大宋水军就猛冲！
大宋水军也有自信，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转身就跑，而是迎着鞑靼水军上前。
大宋水军的信心来自于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先前的训练。。
他们的沙船上装着两架小型石炮，不是抛石球，而是抛霹雳炮的……那炮手和水手们配合着在汉水上反复操练，一个多月后，他们基本上可以做到百步之外，大小船只十中六七了。
沙船上的远程武器还有床弩，只不过他们在床弩上绑了一个竹筒，装上浸过鲸鱼油的棉麻布，然后也装了黑火/药，插上霹雳炮的引线，点燃后射出，中者，无不自行燃烧！
近战，他们通常用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