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宴上，进士们陆续入内。
座次早已定下，礼部的官员在那里宣读姓名。
让进士们惊诧的是，先入座的竟是明法科进士，制科两人，常科四人，分一等二等，一等坐于前排，二等在后，不分左右尊卑，分占鳌头。
进士们当即就骚动了一下，竟不是明经进士，这意味着什么？是说明经进士不再如以前那般金贵了吗？那之前说的恭维话岂不有点多余？
前隋开科，为表明尊崇儒术之意，明经，秀才，进士三科考卷相类，被许为含金量最足，其中尤以秀才科所考最为艰深，所以出身前隋秀才科的人物，就相当于当时的状元之才。
当然了，由于前隋取士并没能坚持下去，开科的时间表也很随意，所以也就没有形成惯性以及固有的模式和印象。
只是通晓经义还是为读书人所推崇，对孔孟之道的记忆和理解越深，越是有才学德行的象征，这种思维可谓是深入人心。
这里面的人自然指的是读书人，后来延伸出来的什么半本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言论，只是这种思维的延伸，偏狭而又狂妄，是士大夫阶层进入到僵化，傲慢，不思进取，甚至是腐化阶段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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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汉尊崇儒术开始，至今已有数百年，虽然割据战乱的时间多了一些，可读书之人，不论贵贱，还是继承了前汉儒家为尊的思想。
前隋开皇年间，文皇帝杨坚的诸般举措针对的其实是那些鲜卑贵族群体，往大了说是在推动民族融合，消除割据日久所产生的隔阂，没有比文明认同更好的办法了。
而往小了说，则是巩固前隋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是非常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已经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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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放在后来，这小小的变动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天大的风波，别说读书人不会答应，即便是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也会群起反对。
矛头是指向君王还是“奸臣”，那就看当时的政治环境了，不把“国贼”打趴下几个，读书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掀起党争也在所不惜。
但话说回来了，如今的情况显然和后来不同，大唐头一次开科取士，加上前隋的那几次，也是屈指可数。
朝廷此次不以明经为尊，让进士们有些惊讶，却没有那么多的抵触情绪，因为他们大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就算明白，他们也不如后来的读书人那么顽固，没有那么条条框框约束他们，从贵族到百姓，风气开明，愿意接受新鲜事物，除非触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然刚刚经历战乱的人们是不会自寻烦恼的。
维护儒家正统？算了吧，难道明法科进士就没读过圣贤文章？
所以说这只是朝廷对科举的调整改动，根本算不上什么创新鼎革之举。
进士们稍有骚动，互相瞅瞅就都又平静了下来，除了美滋滋入座的几位明法科进士之外，其余的人都暗自责怪朝廷之前不曾明言，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参考明经科。
接下来念到的竟是明算科进士，大家面面相觑，有那幸灾乐祸的嘴角已经勾了起来，这就有意思了，难道明经科的那几位要敬陪末座不成？
眼瞅着兄长已然入座，并高居上首的李义琰苦了一张脸，明经二等，之前有多自豪，此时就有多尴尬。
好在他不认识什么人，像其他几位考上明经科的，此时脑袋都快点到了胸口，估计是考上之后没少出去会友，得了不少称赞，吹了不少牛皮，这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若是有个地缝，他们早钻进去了，太过丢脸，没法见人啊。
朝廷做的确实有点不地道，可谁让这是大唐的第一次科考呢，有不少都是临时的决定，下次许就不会出现这种好像故意给人难堪的情况了。
也就是李义琰不善辞赋，不然的话回去一定会作上一首，以记今日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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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毕竟明经进士确实有其优势，文章做的好，官场之上这个是极大的优点，文书往来乃重中之重，而且他们在读书人中间很有号召力。
即便有皇帝授意，朝廷故意想要拉低一下明经科进士的地位，也要有个限度，明算科之后，便是明经科进士入座。
李义琰稍稍松了口气，跟在前面几人身后入内，前两天他们兄弟两个到礼部学习了一下礼仪，倒也不虞出丑。
接下来是明字科，这几位就有点心塞，还是大科之末，没有把明经的那几位给比下去，心里不太好受。
杂科的进士落在后排，他们人数最多，却没什么好抱怨的。
和那些大科比起来，他们属于“专业人士”，天文地理，农业工商，所以说天下百业，只要你想加进去，便都属杂科之列。
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读书人的选择方向必然是以几个大科为主，其余杂科在读书人眼中，前景明显逊色许多。
等到进士们坐定，主持此次杏林华宴的两位朝官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进士们起身施礼，两位朝官稍稍回礼，在主座坐下。
一个是礼部侍郎杜淹，一个则是吏部侍郎房玄龄。
没什么可说的，礼部主持科举，吏部手中握着的是这些进士的前程，如今不兴座师，房师的乱攀关系，房玄龄和杜淹看着这些年轻的进士也就没那么可爱。
两位领导到场，先就是讲话，这个流程自古皆然，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