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兴元年八月的镇江，倒也是一派内外皆歌舞升平，市井都繁华熙攘的景象。
自打当今太上先是去了毫州进香，又将行在迁至镇江坐堂之后，这原本倒也算不上通衢大埠的镇江，便也迎来了第二春。
镇江之名，原本就是镇守长江之意，当今太上早年因曾挂名统领镇江军，登极之后便也将原先镇江之地所属的润州升为镇江府，镇江也由此从军名由此变更为地名。
至于说大宋之大，为何太上偏偏选了镇江，要说他对此地别有独钟倒也不错，但镇江能够入选成为太上行在，与其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也是分割不开。
开宝八年（967年）冬十月戊午，宋太祖赵匡胤就改原属南唐的润州镇海军节度为镇江军节度，便是看中了此地可以“镇守”长江的军事用途。而在政和三年（1113年）八月，太上继位之后，便也颁旨将润州就地升格为镇江府。
此外，在军事上镇江易进易退，周围地利优势明显，“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并且“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读史方舆纪要》），政治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
且原先润州城池的格局也坚固大气，南唐时期所筑的城墙便高达三丈六，因此宋初南下灭南唐时，于开宝八年四月拔常州，过了五个月，才在九月夺得润州（《宋史》卷三·本纪），这也就说明镇江守城之坚固。
这后来赵匡胤改属镇江军节度，以及太上皇赵佶升润州为镇江府时，都未削减城高，且还拨款多加修缮，也就使得如今镇江府三丈六的城墙比起东京汴梁四丈的国都规制也就差了仅仅一个层级而已。
此外，太上皇赵佶本身在镇江也是有着较深厚的人脉基础，此地也是东南诸路中他和他的亲信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比如说蔡攸，亲信蔡京的长子，历任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曾久驻镇江；任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的宋焕，是蔡攸的嫡堂妻弟，也曾驻守镇江；此前，蔡京四子蔡絛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不言而喻，这些条件对他在镇江复辟帝位十分有利。
说到复辟一事，虽然这天下间至此还没出现过老子让位给儿子之后又复辟的先例，但赵佶在镇江却还真就怎么干了。
赵佶到了镇江并通过不断挖儿子赵桓的墙角，将从朝中他瞧得顺眼的大臣不断诏出站稳跟脚之后，便也不断从镇江发出了“镇江旨”。
所谓“镇江旨”，也就是赵佶在镇江发出的圣旨，赵佶抵达镇江后，一面下旨迁调还居东京的亲近官僚来镇江，一面却对跟随他南逃的有功人员lùn_gōng行赏，大势“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
使得镇江是“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
而且，蔡攸更是得势，竟然说动赵佶先是将屁颠屁颠跟在后面想“随侍”的老蔡京给赶去了毫州，然后更说动赵佶以其三弟蔡翛为镇江守官，对他封官许愿，改资政殿大学士。甚至还将其五弟蔡鞗封为镇江军节度使，直接掌握了镇江府的兵权。
然而赵佶搞了这些之后还不满足，也不知受了何人的撺掇，又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
其一叫《截递角》，意思是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叫《止勤王》，意思是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叫《留粮纲》，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
他这么一干，意图就很明显了，但当时金军围城事急，赵桓自顾尚且不暇，也就无法理会的太多。
不过，不久金军讹得钱财北归，汴梁之围消解之后，太上皇南逃到镇江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就很快传进了开封城中，一时间开封城中是“物议汹汹，人言籍籍，莫不惊骇，东南之地恐非朝廷。”
这一日，乃是道兴元年八月初一。
但见文德殿前百官林立，众人都在等着点卯唱名之后，前往大庆殿参加每月初一的大朝会。
只是，今日里虽然在此等候的官员也有上百人之多，不过却也明显看出其中服紫的三品以上官员极少，并且在殿侧专门划出来的一块专门给白身（无官职人员）站立的区域里，更是突兀的站着两个惹眼人物。
这两个惹眼人物，一个与众多朝臣倒也是老相识，便是前任的太宰王黼。另外一个虽然与朝臣们不是很熟，但在民间也是大名鼎鼎，便是当初一口气弄出“十四贼”的太学生陈东。
先说王黼，虽说当初陈东将他列为十四贼之一，赵桓为了平息民意，倒也将他贬斥一番了，先是贬他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没他家，又撤去他国公的尊荣，贬为陈州崇清观阁事，甚至还下旨不许他再穿公服，只可身着素服（白衣）入朝，所以如今站在专给白身站立的区域里点卯唱名倒也符合规矩。
不过，虽然王黼被赵桓一贬再贬，但却没有当真动了他的一根汗毛。甚至听说，当初金军兵围东京时，王黼不但捐出全部家财折为赎金，更是与赵桓出谋划策，下诏搜刮民间金银，敕令城中大户皆需捐输，倡优家中所藏更是全部没收，甚至把主意打到宗室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