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森桦发现最近这两个月这门批发分销生意的流水资金的增长速度开始一点又一点地变慢，基本维持在六、七十万左右，如果还要扩大这门生意，依靠自有资金的话，整个资金链就显得非常的紧张。这些事实印证了他这几个月的观察、思考，森桦认定做下游渠道商是没有太大发展前途的。这种依靠规模扩张在市场中活得更好的模式，也不适合他们家，毕竟他们家的成本有限、关系一般，在市场营销的中后期是竞争不过那些“整编师”的。
孙森桦还发现下游渠道商的利润其实是微薄的、成本是不小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他在这8、9个月的进货过程中，基本没有什么主动权可言，议价能力也是没有的。他知道自己走到这一步，与那些一、二级代理商建立基本的信任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郭老大的情分，另一方面是自己回款快信用好。但是，他如果要长期合作下去，他与上游商的关系肯定会越来越正常化。最后才出现了孙森桦这两个月一直在控制发货量，在做着尽快收回欠款、还清货款的工作。他已经数次劝阻两位姐夫扩大生意的行动了，他也因此暂时否定了母亲与姐姐们要建新房的提议。
同时，孙森桦在组织货源之余，一直在鹏城特区的各个工业区之间奔波忙碌，一直在富田区的众多电子市场辗转流连。最后，通过在it业界门路更广的“颖哥”的帮助，他才求证了这两个月来打探到的消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与鹏城一河之隔的香江从9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进金融自由港的建设，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正在逐渐减小；于此同时鹏城这几年正在拼命地招商引资，数个高新产业园区在同时开工建设，特区政府还拿出了最好的政策，做好“四平三通，减费免税”的工作，希望能“种下梧桐木，引来真凤凰！”。于是，大量的香江企业开始把自己的制造工厂搬到了对岸的鹏城，其中就有一些是电子手表生产商，比如天旺表、neon等等。
自从日本被迫签下“广场协议”，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几年里，日元一直是在非理性的升值。这种金融状况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日本企业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锐减。日本企业为了生存，正在不停的淘汰落后的产能；在极力把中低端技术扩散到亚太地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加快整个产业的技术升级；这样在高售价的前提下日本产品在出口中才能获得更多利润。
“颖哥”他通过四通公司了解到，益普生（epson）的母公司日本金工制表正在把重心投入到了高端时計、喷墨打印机、数字式多媒体投影仪的研发推广。他们正在寻求向亚太地区的相关手表制造企业转让中低端石英机芯的技术专利与生产设备，同时精工制表希望在大陆建立合资的生产企业，甚至正在大陆寻找合适手表制造商作为他们中低端产品的代工商。
孙森桦听到这个消息时真的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一次从渠道商变成生产商的大好机会。森桦希望自己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于主动的地位，他也深刻理解了在市场中，实业才是最真实、最有分量的。这么多有利条件的汇聚，让孙森桦下定决心建立自己的企业，建立正式注册在案的企业，一家集电子手表设计，生产，代工，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因为他已经在鹏城的众多企业中发现了一家这样的中型企业－－－鹏城菲耶尔制表公司，他已经不是产业中的先行者了，那在时代的大潮中他又有什么可怕的，“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大不了从头再来，我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
孙森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决定在家庭中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家人真正能够理解他的理想，并支持他这么去做的只有他的外甥—宋焱。其他家人都很不解，大姐一家与三姐一家甚至直接反对把电子手表的批发渠道给卖掉。森桦的姐夫们认为这样放弃成熟的市场实在太可惜了。孙森桦为了实施他的计划只能回了之江，他要与父亲，姐夫商量具体的解决的途径，也想听听他那个聪明的外甥的意见。
最后，结果令森桦很遗憾，也有点辛酸！他不认为家人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可是事实是他们已经在事业的选择上产生了巨大的裂隙。大姐和大姐夫，三姐和三姐夫都不愿南下鹏城和他一起创业。他们更不愿意现成的电子手表的批发渠道被出售。孙森桦只能下狠心与他的姐姐、姐夫们划清原来那摊生意的产权归属。在父亲的得见证下，孙森桦与姐夫们结清了所有货款，以20万的价格把渠道转给了自己的姐夫。至于大姐、三姐的店，本来森桦在其中占股就少，他直接就把他的那些股份赠送给了两个姐姐，孙森桦其实更看重的是亲情，他真的希望一家人是一条心的啊！带着说服全家的希望回到家乡，孙森桦却只能带着“分裂”的家庭重新上路。
孙森桦带着10岁的外甥先去鹏城开始准备家人的南下以及公司筹建的前期准备工作，所有资金早在几天前已经转到他的中国工商银行鹏城分行的账户上了，总计大概有85万左右。孙叶根安排好家里的房子和田地后，就会带上妻子，二女儿和小女儿南下与儿子汇合，在这个老人心里这是对儿子的最好支持，也是对儿子的一种警示。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家庭，整个家庭在鹏城的唯一希望就是孙森桦能在那里深深地扎下根来。
宋焱之所以提前南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