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铁血兵王】第七百七十九章：日本要和谈了（求订阅！、求月票、求一切！）
第二次谈判是发生在1939年，当时老蒋出于战士的考虑，直接指挥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在香港进行谈判。
当初，老蒋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随后，宋美龄莅港指导。
三月中旬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平等互让；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日本）撤兵；签订防共协定；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对满洲另行协定。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八路军，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
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
老蒋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延安方面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
与此同时，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随后，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尽管两次谈判都失败了，但是主要原因却是在日本这边，由于借着陆军方面的节节胜利，日本方面将姿态放得太高了，以至于搞得现在如此的难堪，颇有一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即使是明知道很困难，但是现在除了和谈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因此经御前会议决定，情报部门先派出一名大佐或者大佐级别以下的军官与中国政府进行有限的接触。如果中国政府对和谈有诚意，那么双方再进行更高级别的谈判。
但是和谈必须要迅速，决不能与支那政府扯皮，因为帝国拖不了多长时间。
在日本高层的指示下，日军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秘密在香港会面，日本方面与重庆的接触自此开始。
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铃木中佐就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的，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但是事实上铃木卓尔中佐不清楚的是，和他会面的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是由军统局的特工假扮的。
事实上不但日本方面对于和谈心有疑虑，国民政府也一样，对于和日本和谈老蒋心里同样颇有疑虑。
有了前两次的和谈，老蒋对于日本人这次提出的和谈请求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一方面是以为日本人的胃口很大，以现在老蒋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根本就不能满足其巨大的野心。
况且更重要的一点，一旦他与日军媾和，那么他本人将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压力，甚至于会因此而倒台。
其次，现在日军的各个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远远比不上刚开战时那样强悍了，在一些局部战役中国民党部队已经有能力与日军一较高下了，这也让老蒋可以挺直了腰板说话。
最重要的是，与日本媾和这根本就违背了蒋百里等人为他战前制定的抗日战略，用蒋百里的话说，放虎归山的最终结局就是养虎为患。
尽管对于日本方面主动提出的这次和谈老蒋表现得并不是很积极，但是并不等于说老蒋并不动心，恰恰相反，老蒋对于和谈早有想法，只不过日本方面一直不给力而已。
其实老蒋以及支持他的江浙财团在乎的是其政权在中国统治的正统地位，最重要的是能被西方接受、支持。因此呢，只要日方不破坏这一点，其他都可以谈，包括国家主权。
“七七事变”前日本占我山东部分地区、占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