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国人的**
那个被称为上世纪英国声誉最著、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曾在1921年到过我国，在他后来有关这个东方大国的评论中先是说了一大堆好话，然后话锋一转，又不客气的批评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把国人扣上了**、怯懦、冷漠这三*大帽子，不仅将那些溢美之辞一笔勾销，而且表现的是一种对国人性格的蔑视。
那个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大师“的梁漱溟却赞同罗素的观点，尤其是国人的**：“这话在今日社会上贪风炽盛的时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谬误。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乐上，如饮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觉上的受用。“可是梁先生同样话锋一转，也反唇相讥：“在我想这种情形似乎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有这样厉害。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近来社会上贪风所以特别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所启发出来的。“
不得不叫人拍案叫绝。
人类的**是与生俱来的，希腊神话中所有的战争与罪行、掠夺财富和贪图美色全都源于**，国人更是从小就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理论所熏陶，就被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引领，不断前赴后继、代代相传的去努力实践。翻看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旦登基除了富甲天下，就要建立三宫六院七十二膑妃，财色兼收以后金钱即便花不完也自己攒着，因为这就是国人的特性；女人忙不过来*幸也得占着，可又怕被人戴了绿帽子，于是就有了被骟了的太监这一世界奇观出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罗素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我国封建制度下的贪腐现象，他指出，当时的的东方大国“有钱有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所以世界普遍认为我国政治是非常腐败的。他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
不能不承认，太监这种断子绝孙的招数的发明，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国人的本质在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到了极点，也坏到了极点！因此鲁迅先生才会在文章中鞭挞孔子所谓的仁化中是“无用武之地“的虚伪和做假。而那些以督军为代表的政客们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才是造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政坛和思想上的腐化，以至于全民对财色的**的祸根所在。所以鲁迅先生才承认：“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清楚。“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那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自己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当代历史学家斥为“卖国求荣第一人“、而被现代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的李鸿章的推行洋务的“左右臂膀“盛宣怀就是罗素笔下督军那样的政客。“官督商办“的制度、权利与资本的结合成就了盛宣怀的贪腐。他是收回国人路权、转卖给外商因而引发辛亥革命的始作俑者，可清廷轰然倒塌以后，却携带巨资去日本安度晚年。所以，盛宣怀就被形容为“因清廷的存在而贪，清廷因而也土崩瓦解。“
**其实是人类的通病，并非国人才有，不然的话，天主教就不会倡导天下大同的思想，佛教也就不会勾勒出行善之人登临天庭的神话，道家也不会有无为而治的文化传播，孔夫子也不会有克己复礼的教诲。可关键是，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延续，即便是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也没有摆*从上到下对金钱和女色的追求和**，即便是到了民国生死存亡的关键的1948年底，陈布雷力谏蒋先生，建议从夫人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以作国库应急、以起到榜样之作用时，蒋先生也板着脸以一句“夫人哪来的钱“断然拒绝，所以不少史学家都据此叹息，总统如此，民国的溃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依据事物发展普遍规律以及唯物辩证的原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比如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照抄和引进的，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水土不服和不足之处，但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那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对于因为饱受战争洗礼、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新中国政治和经济以及各方面的恢复和建设起到了稳定和引导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什么都纳入到计划的范畴中，从而从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使得被罗素所诟病的国人的**不得不为之收敛。
而红色年代所发生的最后一场运动，其宗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思想颓废、国家变质而进行的一次尝试，也就是希望建立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对国人内心的**进行一次教育提高的过程。到了既无内债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