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间，出台了一篇用白话撰写的禁止燃放鞭炮的告示，其“正值年关，天气干燥，市民燃放鞭炮需严加注意”等字句，与今天我们告示的用语可说是没有什么不同。此事引起了京城《京话日报》的关注，认为善耆此举无疑推动了白话的推广进程。善耆在工巡总局之外，设立东西三个分局，建立起新式警察机构。善耆担任民政部尚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担任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安徽省长的许世英曾经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师治安。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但是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善耆的赞赏。
然而，善耆这些具有改革意义的作法在当时并不被认同。终于，在他提出撤销步军统领衙门的建议时，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唆使步军统领衙门的2万余官兵到庆亲王那儿控诉，善耆又一次被罢免。
说起来，善耆找刺客帮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宣统二年，汪精卫秘密潜来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行刺不成被捕，朝廷责成善耆负责审理此案。审案过程，善耆看到汪精卫的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之后，感慨万分，遂有了不杀之意。此外，善耆已经预感到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认为此时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不如以怀柔手段对付之。在其力促之下，汪精卫得到从轻发落，仅以“误解朝廷政策”之罪名，被判处永远监禁。不久，又得以释放。
汪精卫入狱期间，善耆多次到狱看望他，想借机想说服汪精卫留下，从而使他能为己所用。但结果是，汪精卫远没有善耆想的那么简单，两人的谈话每次都如一场辩论赛，二人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善耆私下里与人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而汪精卫见善耆谈吐雅，远见卓识，非一般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所能，也生敬佩之心。
宣统三年十月，张绍曾和蓝天蔚在滦州发动“兵谏”，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宣布解除党禁、特赦国事犯。乘此机会，善耆建议清廷释放汪精卫。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况。民国元年，善耆与良弼、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之后，宗社党发布宣言，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溥仪退位事，宗室溥伟竭力反对。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两日后死亡，宗社党胆落，王公亲贵纷纷逃匿。
同年2月，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善耆携家人逃到旅顺，继续为复辟清朝而努力。来到旅顺后，善耆死心塌地投入日本人怀抱，鼓吹“日提携”。日本明治天皇去世举行大丧时，善耆竟然不知廉耻，竟以清室贵胄之尊，身着丧服，斋戒素食，为其服丧三天。
民国三年元旦，日本大正天皇即位，他冒着刺骨的寒风登旅顺白玉山，拜谒日本侵华将士的亡灵。为拉近与川岛浪速的关系，他还将最小的女儿、年仅六岁的十四女金壁辉也是川岛芳子送给川岛当养女。每逢川岛来拜访，他必带领全家老小到家门口排队等候，亲自去拥抱迎接，还让最年轻的侧妃陪着川岛浪速畅饮。
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的计划是：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一百万元，他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正当善耆以为复辟指日可待时，袁世凯暴毙，“扶清讨袁”的口号已经失去意义。日本人为了避免引起国人的反感，开始压制善耆，不让其轻举妄动，满蒙运动再告失败。但是，这并不影响善耆跟他们的合作，如今善耆决定杀掉张作霖，自然得找他们帮忙。
却说张作霖按时在奉天火车站迎接了村都督，在这种事情，张作霖轻车熟路，根本不用费多大麻烦，也不用太费心思吧村哄得一愣一愣的，当隆重的仪式结束后，张作霖陪同村都督下榻大和宾馆。张作霖的车队在返回奉天督军府的路，在小西关南满银行门前附近遭到了“决死团”成员三村丰等人的伏击。两枚炸弹在车队爆炸，张作霖险些遇难。
久经沙场的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跳下马车，拉过卫兵的马蹿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衣，然后在四周马队的保护下，穿过大西边门绕道奔回将军署。当张作霖骑马飞驰经过奉天图馆时，突然从图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由于张作霖骑马的速度很快，炸弹爆炸后，气浪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倒是安然无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