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迁心道：“我主张出兵，主要是想打鞑靼人一个措不及防……”
“鞑靼人正在攻城，其注意力都在前方的正阳门，尾随的骑兵必然不多，若出击一举奏功，一方面可以破坏对方的攻城器械，减轻守军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可以杀伤敌人，使得其不敢肆无忌惮，同时还可鼓舞我大明军心士气，即便战败也断不至于落得城陷的下场，结果却被说成祸国殃民，让我以后如何再对此战发表言论？”
刘健似乎没听到二人的争论，琢磨了一下，大手一挥：“应即刻奏请陛下，派驻五千兵马驻守正阳门，确保正阳门不失！”
谢迁忍不住想问，如果鞑靼人突然从正阳门撤兵，正阳门兵马是留守还是退回原单位？如果别的城门又遭遇鞑子攻击，是派出正阳门守军应付，还是再次抽调别的城门的兵马？
但因为之前李东阳的无端指责，以及谢迁对于此战中沈溪的“悲惨遭遇”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再加上他对刘健这样不懂军事但在城防问题上独断专行行径的强烈不满，使得他不想过多发表评论。
连作为内阁第三人的谢迁都不肯说话，熊绣就更不会随便发表议论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按照刘健表述的策略上奏，报请弘治皇帝进行朱批。
此时朱祐樘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仍旧无法亲自批阅奏本，朱批的职责在司礼监，司礼监秉笔太监对于内阁的决议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刘健俨然成为大明的中流砥柱，权势一时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