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左车的布置，那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了，需要好好推演各种情况的安排。
“基本上就是这样，只要对方不换主将，其他都不可能破局。”李左车笑道，“至于如何布置，那两位前辈虽然没有记载什么行军表现，但是揣摩人心，布置策划想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李左车说的自然是一旁的晏婴和田乞了。两人虽然刚刚复活，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但是正如李左车所说，前提条件都已经摆在面前了，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布置就行了。
这就不需要太多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了，需要的就是人心算计，布局能力之类。这方面晏婴和田乞是专家。
另外自然还有戏志才和荀攸配合。这两人在能力上是足以胜任这个工作的，不过经验上有所欠缺，双方配合起来，倒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当然，凌敬获得植入记忆，倒是属于两全其美的类型。而且还有荀汪和司马徽呢。荀汪相对来说属于刷名望的家伙，谋略上不是很高，不过正好能够在中间润滑双方的配合。
他们几个在制定策略，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有结果的。鲍鸿还要先跑到前线去看看，借助系统的侦查功能，查探一下对面到底还有哪些人。
随着最后一波黄巾军溃败，后面樊崇是彻底收拢大军，开始准备正面对阵了，一路上继续前行也没有遭遇到什么黄巾军。
大军又行进了一日，却是丝毫没有遭遇黄巾军。不过一路上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平民。
不得不说，经过前朝名将的整顿之后，黄巾军已经是改变了很多的，汉末诸侯王都知道治理国家，民众才是基础。甚至还有像前面所说的魏王那种为了版型牺牲的诸侯王。
而樊崇也是农民出身的义军，他们规定简单明了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也没有繁文缛节，“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
所定官位、爵号也沿用西汉时期最低级的地方小吏的名份，“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表现出农民起义的纯朴而简单的目的。
相对来说，黄巾军有着宗教性质的影响，在这方面的约束力要小很多，所以造成的祸害其实要更大一些。当然这或许也是他们会被迅速剿灭，没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而且很明显的。虽然被前面的黄巾乱军祸害过，但是百姓对于大汉也实在没太多的期待，只能说没到失去民心的程度，却也没有多么的得民心。
对于这个事情，鲍鸿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毕竟这是在动乱地区，尤其是黄巾势力还占据主导。鲍鸿也没有什么办法安置百姓。
最多也就只能说一句，让他们前往荆州避难。
说起来，鲍鸿虽然影响力不够，在鲍鸿和黄巾之间，百姓还真无所谓听谁的。不过。有前段时间为百姓做主对抗黄巾的义军杨林等人，有在地方上豪强的许褚，再加上在豫州颍川等地名声响彻的荀汪等人出面，大多数百姓还是比较信度的，愿意南下荆州避难。
刘表那边也是有了准备的，毕竟马上就要开春播种了，要是百姓流离失所，导致没有人去开垦，种地的话，那对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同样的道理。黄巾起义才一年不到，上一季播种的时候，还是张角主持大局，压根就不会利用政治掌控民心。只会一些旁门左道蛊惑人心而已。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各地的反王都不是省油的灯，大多数都是世家豪门出身的，做到诸侯王治理一方那只是成为大统天下的皇帝的存在，对于政治的运用可就不一样了。
别的不说，直接来个分田到户，分分钟民心所向好不好？这种事情。那些农民出身的义军还真会这么做。尤其是秦末、两汉时期的义军，他们可不像黄巾属于失败者，陈胜被官方剿灭不说，樊崇他们可是灭掉了官方大量的兵力，甚至攻破都城的家伙，对于这方面的斗争是有着很多的经验的。很多策略方针更是得到证实的，尝过甜头自然会继续运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等到开春，各地反王开始收买人心，治理天下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断送大汉国运的关键。
说实在的，早期不管是怎么安抚也好，治理也罢，终究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或许放粮之类的事情会受到效果，问题是舍得放粮的恐怕并不多。
但是到了开耕的时候，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屯田制度还没提出，汉朝的制度大多数还是沿用的秦朝的军工制度。
秦统一后军功爵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二十级爵制。凡有爵者，均可据其爵位高低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秦政府重视军功爵制的贯彻落实，“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评议、颁赐军功爵的机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主管军功爵的工作；在各级军队中，建立了劳、论、赐一套评功赐爵的程序；在地方有县丞、县尉颁赐得爵者应得的食邑、土地和其他奖赏”。“
虽然文景以后，由于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军功爵制失去了原来奖励军功的作用，汉朝政府不仅滥赐民爵，而且还将军功爵赐给不与战事的后宫嫔妃，还大量卖爵。不仅政府出卖爵位，贫困百姓也可自卖自爵。到西汉末年，军功爵制遂走向衰亡。
东汉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察举、征辟制的推行和募兵制的兴起，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