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虽然快捷，但是只能祈祷报警的作用，很难满足掌握敌情，指挥作战的需要。
所以随着战争的需要，从殷商时期到周朝已经主簿形成了传递文书的邮驿制度，丙炔与烽燧技术互为补充，相互配合使用。
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周朝时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
在远古时代，先民在为文明奠基的同时，亦创造了资讯传递的雏型。商周时期的驿递方式已经比较完备。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成之后，邮驿体制较为健全。唐宋时代除陆驿外，水驿也大大发展。元代的邮驿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至超出当时世界的水平。明、清驿政也曾经为朝廷管理幅员广阔的国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代以来，西方邮政制度和技术大为改进，与其高效率相比，中国传统邮驿制度的种种弊病愈益暴露。明代名臣海瑞“驿递之疲，千疮百孔”的感慨，指出了邮驿系统的危机。清代晚期，一些有识之士遂呼吁兴办新式邮政。光绪三十二年设立邮传部。此后，原有的驿站相继被裁撤，并由现代的邮政运作所取代。
中亚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强大而又短暂的帖木儿帝国，是由蒙古人的后裔建立的，控制着包括现在的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广大地区。帖木儿帝国制订了严格的邮驿制度，规定驿使每天必须走500里路程，而且还赐与驿使一项特权，行路中需要换马时，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寻常百姓，只要驿使提出换马的要求，都要用自己的马和驿使交换，如果拒绝就有杀头之罪。在一段时期内帖木儿的大军开疆拓土，屡战屡胜，与邮驿制度健全，信息灵通是分不开的。邮驿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的文件，而不允许传送私人信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及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人亲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都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运而生了。
东汉有一个著名的家、书法家，他的名字叫蔡邕，汉献帝曾称他为左中郎将，所以后人以蔡中郎称之。在《玉台新咏》中收录有汉代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一首，署名为蔡邕。诗中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首诗抒发了离别夫妻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民间广为流传，诗中的“双鲤鱼“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它就是秦汉时期的信封。这种信封和现在用纸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是用两块鱼形的木板做成的。而“素书“，就是用素帛写的书信。“双鲤尺素“就是汉代常见的信封和书信。这种通信形式在汉代被广泛使用。直到唐代，人们还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作为书信标志，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可见，直到唐代，“双鲤“还是通信形式的代称。
以当代左右时期来说，在列国称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的邮驿依然得到发展。例如，刘备曾经经营川陕驿道交通，“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又谓：“（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馆舍”和“传舍”，是相同的邮驿设施。魏国有诏书命令远在河内的司马懿赶回洛阳，“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司马懿“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也反映当时邮驿十分畅通。
这时期邮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纸质文书得以普及。据说左思《三都赋》写成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纸逐步取代了简牍，使邮书的传递更为便利。
说驿站有名，还有一些东西同样非常有名，也属于这个范畴之中，那就是符信，比如著名的虎符、窃符救赵等等就是这类东西。
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