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茶来，唐大姐请了茶，对种诂道：“为了我们这点小事，麻烦先生专门到这里走一趟，着实让人不安。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官法如此。”
“我与齐大郎多年相交，他家的事情怎么好袖手旁观？大姐不需客气。”
一边坐着的秦二嫂和尤三姐也连连向种诂道谢，虽然是自己付钱请人，但现在种诂这些人是花钱也请不到的。别的家里，都是主人上门去请，一路好车要么就是肩舆抬回自己家里。唐大姐三人都是女流，做这些事不方便，只好让齐本吉代表自己去请种诂。
前一段时间，郑戬特意带着三司里查账精通的几个人到了西京，招人授课，教各种做账查账的技巧。学这个又要会读书写字，又要会算学，要求其实很高，最终学完考过的只有不到四成的学生。第一次出现这个新事物，学了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洛阳城里的读书人报名并不踊跃。种诂是因为父亲种世衡的关系，才去学习，心里也不当一回事。当时为了有人作伴，带了齐本吉一起，没想到几个月后时来运转。
这个年代技术手段不行，要想把税收上来，就只能依靠人力。徐平要靠这些人协助让公司执行自己的各种政策，为了安他们的心，就要保证他们的待遇。
只有在官府正式登记过的公司，资产才可以不算进户等里，而这些公司的账目，必须由这些有官方证明的人来认可。公司可以自己招募财务人员，但正式账目必须让他们审查认可签字，这是公司完税的依据。没有他们的认可，一律按偷逃税款论处。
只要公司的制度执行下去，这些人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收入比衙门里的公吏还要丰厚而且稳定。而他们一旦被发现做假账，就会注销资格，并且一生不能进官府做事，大部分要官府点头的行业也被禁止，用这种方法进行威慑。从公司制度里得益的，除了抓住机会的新兴资本家和官府，就是这些人了，是徐平在民间为自己找的同盟军。
这个年代，经过了晚唐五代的战乱，就连古老的大宗望族都已经荡然无存，又有五等户制度的压制，不管是乡间的地主还是城市里的商人，势力都不成气候。京城里交易量最大的交引铺，一次数额达千万就让六部长贰的高官啧舌，认为骇人听闻。实际上千万这个数字听着吓人，真正算起来不过十万贯而已。十万贯的交易，要是历史上到了后来的明清时期，不管是盐商粮商，还是做海外贸易的，根本就不值一提。
乡间没有乡绅，城里没有亦官亦商的豪门巨户，社会阶层的变动剧烈，富不过三代是普遍现象，民间处于一种混乱而有活力的局面。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后来的明清时期大大不同，在民间最有话语权的是那些读书人，不管他们是穷是富，也不管有没有官方身份，往往都受到百姓的信任与拥戴。虽然考不上进士一切无用，没有后来官方认可的举人秀才那种功名身份，但威望也不是后来的举人秀才能比的。
没有乡绅这个阶层，百姓与官方打交道的机会就多，各种官方文书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这种条件下，也有利于读书认字的人的地位提高。
徐平所要争取的，正是处于这个阶层的读书人。他们的经济实力或许不值一提，但社会影响力却非同小可。话说回来，这年代民间本就没有特别强大的经济实力阶层。
秦二嫂拿出一本一本账簿，与尤三姐一一指给种诂，讲解着各项账目。
说完，秦二嫂叹了口气：“我们三个女流，只有唐大姐能读书认字，我们两个发了狠也只是粗识几个字，哪里记得来账？现在官府要求得又严，什么本钱利息，每日流水，一点都不能马虎。收税又分各种名目，由不一样的人来收，有的还要自己去交。最闹心的是还有减税的名目，一个疏忽，这好处就得不到了，真真是愁人。”
尤三姐道：“我们这账记得只怕还不完全，种大郎要多用心。”
种诂道：“无妨，只要每日进出流水记得清楚，我慢慢理清就是。对了，你们以后记账不要用这种账簿，外面各处书铺都有转运司印的账本发卖，你们买那个来记，既简单方便又清晰明白。最重要的，将来官府查账对着也方便。”
唐大姐苦笑：“大郎说的那种账本我们也买过，可哪里能够记得来？他账本上条条缕缕倒是列得清楚，可那些名目到底是什么，我只是认得字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三司记账已经使用了“三柱四柱”法，民间的商业往来却差得远，能把流水账目记清楚已经了不起了。徐平让转运使司印的账本，条目比原先三司的“四柱”法要更加复杂得多，如果真地如实记清楚，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就一目了然。这样做对官府方便倒是其次，公司的经营者如果把这些账目搞清楚，就会不自觉地掌握一些跨时代的管理方法。
后世说起公司经营，系统化的管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切都按流程来，填写清楚配合每个流程的表格。做到了这一点，一家公司的管理就基本走上正轨了。
其实不仅是公司，大的组织管理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要求。虽然这样做有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的毛病，但系统化、标准化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徐平没有办法跟这个年代的人讲那些他前世的概念理论，社会发展到了那一步，必然也会有面目不同实质相同的理论概念被这个世界的人提出来。但是徐平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