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
对于1991年的中国人来说，企业债券实在是有些陌生的事物。
何况铁道部连个国企都不能算是，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中央的直属部门，铁道部融资是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发行证券这种方式的。
别说是铁道债券了，如今这年月，人行要发行国库券都需要动员银行职工内部消化。营业网点的销售任务直接关系到直属领导的业绩，关系到分房和职务等直接福利。
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很不受欢迎。国务院为此专门组建了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国务院秘书长出任主任，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宣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一起参与，阵容空前强大。
就是这么当成“政治任务”的一层层压下来，还经常会发生无法完成销售的情况。
就说帝都售出的那笔最大的国库券业绩吧，直接让某北大教授提前二十年享受vip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的待遇，银行上下差不多真就把其当成是财神爷来供着了。
连有国家财政作保的国库券都是这个待遇，可想而知铁路单独发行债券，群众的接受程度会有什么水平。
推己及人，四五十岁的路局领导们都是求稳的年纪。家庭理财最多也就是接受死期存款，八、九十年代国库券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现在让人回想起来都心惊胆颤。
后来在327国债事件里锒铛入狱的管金生，其第一桶金就是在1988年的国债收购中获得的。
1988年中国财政部允许国库券在市场上自由转让，在此之前，一张100元的国库券黑市价格不过才75元。然而到1988年政策放开，国库券立刻就恢复了100元以上的价格。
这么一来，一些“投机倒把”的人瞄准时机，凭借内部消息和敏锐的嗅觉，在黑市大量吃进国库券，以此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实现了财富的积累。
这些人里既有管金生、杨怀定这样的幸运儿，也有因为擦边球没打好，而血本无归的赵德荣这样的人。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有人获得了暴利，自然就有人失去了财富。
在国库券放开交易之前，持有国库券的都是些什么人？可以想见，肯吃亏购入国库券的，大多都是端国家饭碗的人。在八十年代，这些人不仅是社会主流，更是掌握整个社会的话语权。
这些中国最早的证券投机者们，从他们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在社会上又怎么可能有什么好名声？
在放开国库券交易之后，国内倒卖国库券短期内便蔚为风潮。大量的资金被集中在一些证券公司手中。只管金生的万国证券，这么一个没有几个人的私营企业，营业额竟然就高达三亿人民币。
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某不能说的第二年，国家便出台规定禁止国家未批准单位参与国库券等证券的倒卖活动。由于失去了当时国内主流经济的支持，第二年国库券的价值便做了个过山车，一些参与倒卖国库券的人率先享受了华尔街金融精英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破产跳楼。
这么一来二去，再加上胡总前些年打击价格双轨制玩的几次投机过山车，以及后来的魔都股票抢购风潮，金融操作在国内很有点被妖魔化的倾向。
铁路发行债券，胡文海的这个方案一拿出来，各路局的领导们不由面面相觑起来。
即使是之前还一副誓不言弃表情的秦江月，这时也不得不犹豫起来：“债券这个，由我们自己发行，政策上合适吗？”
胡文海装傻充愣：“企业债嘛，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咱们按照国家程序走，条件符合，哪个敢不批？”
中国的企业债券确实不是新鲜事物，很多地方政府和国企都曾经发行过企业债券。比如说蓉城地方企业债券、恩平纺织债券、江城长江大桥债券、化工管件债券，公司债实际上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
从政策上来说，公司债只要情况符合规定，监管机关就不能阻止发债而只有监管债务的职权。
但是另一说，公司债的发行主体得是公司，其次债务额也不能超过净资产40，利息也不能超过国家规定。只要符合这些要求，公司债就可以发行。
但实际上呢，在九十年代之前，人们基本没有见过国家央企和直属部委发行过的债券。这里肯定是有潜规则存在的，关系到国家层面的经济组织，要发行债券首先你得获得中央同意。
原因也不难猜测，地方债券发行数额很难扩大，影响层面有限。但如果两桶油级别的单位发行债券，这和印钞票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搞的不好，国家经济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通货膨胀等问题发生。
何况既然你两桶油能发，那我中船重工能不能发？电网、电信，大唐、华润，华能、一汽，中粮、中盐、中车、中丝……
中央你凭什么让他不让我呢？这里面的平衡问题，就能让放开央企债券胎死腹中了。
在座各位路局领导，这点政治敏感性还是有的。如果能发放铁路债券，难道铁道部会放着这么个天上掉馅饼的融资路线不用么？
胡文海竟然点了点头，一脸理所当然：“肯定是不能由铁道部出面的嘛，国家部委发行债券从制度和名义上来说都不合适。”
“那……”
“等我说完——”胡文海摆摆手，阻止了别人的发言，接着说道：“既然是公司债，那当然是要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