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城在脑海里整理了一下思绪，才开口道：“我之所以说，用一个标段来做试验，可能会成功，而单独用一个项目部来做试验，却及其困难，主要还是在资源和资金调配方面。”
“如果只是一个项目部，使用新的运营模式，可项目经理的权限，毕竟有限，他运行新模式之后，是直接归属施工指挥部管辖，还是项目部自己做主呢？”舒城继续道。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征地拆迁问题，如果施工指挥部统一出马，也许五百万搞定，可一旦下面的某个项目分部，运营模式不同，公司提完点后，就任由他死活。
这样的话，关系到这个项目部的征地拆迁，施工指挥部肯定不会去管，除非这个项目部给指挥部钱，不然一两次算是帮忙，次数多了，施工指挥部也不会这样做。
如果要这个项目部亲自出马，那么他花费的钱，可能要比想象的多，而且不关是征地拆迁问题，很多事情，一旦要项目部亲自去跑，花费肯定要大不少，尤其是关系网上，相对于项目部内部，重新搭建，没钱是绝对不行的。
如此一来，就算赚钱的项目，被这一倒腾，也会亏钱。
舒城继续道：“而且用一个项目部来做试验，这个面太窄，没法体现出成果，需要花费的时间又长。如果用一个标段，一旦成功，完全可以扩展到分公司和局公司，一步一个台阶上去。”
付中华微微点头，显然，付中华也在沉思，而且他看问题的角度，和舒城不同，也许比舒城看的还透彻，不过舒城的话，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感兴趣。
毕竟舒城这套改革方案，在前世的时候，已经有人尝试过，并取得了成功，舒城也算是捡了便宜，不然要他自己去想这些问题，舒城肯定想不出来。
任何改革，都是国家上层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又通过大量的试验，确定可行之后，才敢真正全方面的执行。
尤其是国企改革方面，牵扯面太广，牵扯的利益太多，大局掌控不到位，很可能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因此，每一次改革，都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完成的。
就像一个用钢渣用做路基填料课题，在国外，对钢厂废弃钢渣，都有回收利用，变废为宝，用作路基填料使用，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就及其的少，甚至没有。
如果要让钢渣用作路基填料，首先必须在路局备案，然后申报课题，设计院出方案以及室内做钢渣的相关试验，确定钢渣是否符合路基填料的要求。
还有就是环评、重金属含量检测、放射性检测，这些试验都必须做，这些东西，不是某个人一句话有影响或没影响，就可以的，一切以试验检测报告为准。
一旦发现钢渣重环评不合格，这个课题就直接打回去了，根本进行不下去，或者重金属及放射性有问题，也无法继续进行。
这些方面，国家相关单位抓的及其严格，更何况还是铁路和公路上使用，一旦对人体产生危害，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做完这些试验，确定对环境无污染、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序。接着便是开专家研讨会，召集组织参加单位，确定试验段的地点，用料，试验时间，检测方式等。
也就是按照设计院给的方案施工，至于施工单位，就交给参加的施工单位施工，第三方现场监督检测。
试验段完成之后，便是汇成报告，然后根据是给铁道部还是交通部审批，只有国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审批之后，才能确定这个课题，是否可以用于实际。
课题一旦通过，对于使用的地方，还要设计院出变更设计等资料，施工单位最后才能根据设计院的变更，进行施工。整个过程走下来，及其的繁琐，没有半年以上，根本没法完成。
一个小课题就如此的复杂繁琐，更不要说国企改革，这么一个大项目。
正是因为改革时前期实践时间长，如何定位，显得很重要，如果真如舒城建议实行，改革的时间上，很有可能缩短三到四年！
“嗯，你在文章中还指出，部分运营模式，不能沿用铁建的，能具体说说吗？”付中华问道。
舒城顿了顿，开口道：“付总你应该知道，在八十年代，我们工程单位，只是路局的一个部门，称之为工程部，当时根本就没有施工队一说，也没有监理，我们施工的工人，都是路局内部的，一条铁路下来，从管理到施工，都是我们自己的人，钱也是我们自己赚！”
这种模式，是国内最早的铁路营运模式，根本不存在工程局这么一说，现在的工程局，都是之前路局一些工程队组建而成，专门设立的。
“这个当然清楚。”付中华道。
“我的意思也很简单，我们公司改革的时候，指挥长承包工程，公司提管理费之后，剩余的都下拨到指挥部，也就是铁建这种管理模式。但是我们和铁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是使用劳务分包队伍，可我们不再使用劳务分包队伍，我们拿到工程之后，自己施工，对于现场的民工，我们采用局指支付工资，对于积极向上，干活出力的民工，还可以做为公司的外聘人员，后期还可以考虑，局指负责这些工人的五险一金，为他们提供保障，我觉得这样一来，工人们肯定会努力干活，干好活。”舒城道。
舒城让付中华消化一会，继续道：“而且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