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吴光良和“李草药”在街边小坐的时候，无意中谈起了自己回家不方便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李草药”听到吴光良的难处，没有一丝犹豫，直接给了吴光良一套车钥匙，指着停在外面的一辆车说：“兄弟，这是我前几个月才买的车，主要平时办事的时候用得多，但周末外出的时候，多数时候是和爱人一起用另外一辆。
这车虽然不适合到那些大山里搞自驾游，但平常的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周末的时候这车我都放在我家的楼下，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到时候你开这车回家就是。”
吴光良推辞了几次，但抵不住“李草药”的热情和坚持，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车钥匙，说：“那好，李哥，我就先谢谢了，到时候我用了车后把油给你加上。”
“李草药”没有说话，挥了挥手就结账离开了，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说加油的事。
能够让吴光良承这一个人情，到时候多办几件事就在里面了，那点油钱根本算不了什么。
于是，吴光良每周五下班后就开着“李草药”的车回家，星期天晚上又回来。
一百多公里的路，油钱也花不了多少，但感觉回家方便多了，而且左邻右舍的村民的看向吴家的眼神都与以前有了一些不同的意味。
儿子争气啊，才考上公务员不久，就开上了新车，混得不错嘛。
虽然吴光良的工作并没有给村子里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但至少吴光良感觉到，自从自己每周开车回家之后，他的父母在村里的地位突然间就得到了提升，与别人打招呼的声音都仿佛提高了几个分贝。
在这一个嫌贫爱富的社会环境里，吴光良知道这是“李草药”借的那辆车给他家增加的底气。
但他知道，嫌贫爱富只是大家的表相，更深层次的东西应该是嫌麻烦。
在这个万事求人的社会里，求神求仙求菩萨，就是求不来一个公平。
国人累，就算是学了一些法律也没用，因为有时他们是按照政策和红头文件来办事。
当你好不容易把政策意图搞清楚了，有时还是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又要讲行政权力、讲人情世故、讲传统习惯、讲乡规民约……
穷尽一生，也没有人能够把这些层出不穷的规矩都了然于心。
在这些层出不穷的规矩之中，各种不可思议的漏洞也更多，更夸张的是各种不同层次的规矩之间，经常性的出现各种无法理解的冲突。
这些所谓的规矩最终化为了一种瓜分利益的手段，哪怕是在法庭之上，也拼得是谁请的律师懂得更多的规矩，谁更能够利用那些更适合于自己的规矩把别人说得哑口无言。
因为这些规矩在不同的领域几乎已经固化了下来，把整个领域的利益与这些规矩绑定在了一起。
你可以用其他规矩来指出对方做法的不当之处，却不能对规矩本身产生任何的质疑。
在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中，所有人最终都被逼成了人情社会中的一个环节，规矩最终成为了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
所以，越贫穷的人家就意味着这家人没有什么本事，想找他们帮忙都不知道他们能够帮得上什么。
而越富裕的人家就意味着这家人有本事，没有灵活的大脑、宽广的人脉和待人接物的能力，是不可能富裕得起来的。
哪怕是一些混天过日子的富二代、官二代，至少他们的父母也是需要一些本事的。
和这些有本事的人多接触的话，一来大事别人不会找自己，小事自己也可以解决，顺水人情不用费多少精神。
二来万一自己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还可以找这些朋友帮忙，机缘巧合之下，一些对自己来说很难的问题，对别人来说却是举手之劳。
多个朋友多条路，但这朋友却不能是贫穷的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不但不能帮得上忙，反而会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找自己帮忙，成为自己的拖累。
如果这些事情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还好些，怕就怕那些自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太费神。
在这个凡事都要人求人的社会里，所有的人过得都已经很累了，谁不想过得轻松一点。
所以，怕麻烦才是嫌贫爱富的根本原因。
对于吴光良父母村子上的人来说，上班不久就可以开得上十来万小车的人，就算现在家里过得不怎么样，但至少是有本事的人，说不准哪天就有事情要求到他家份上。
哪怕吴光良再三申明这车是借别人的，可把这话当谦虚说辞的人，认为这是低调，而把这话当真的人，认为有人肯把车借给你也是你的本事。
对于大家那羡慕的目光，吴光良也没办法跟他们辩解什么，自己工作、生活上的苦恼只有自己知道。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吴光良明显感觉到，打这之后，村上的各种摊派和一些较为麻烦的事，父母已经不再经常性地给自己打电话求助了。
他们在村子里所说的话也有了更多的份量，那些免不了的不说，至少那些明显看起来就不公平的事是不会落到自家头上的。
也许，这就是当公务员的诱惑吧，这是一种隐形的福利，虽然没有做生意那样来得直接，但却有一种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魔力。
因为，这个圈子里面存在着一个遍布全国的势力所定下来的最大的规矩，其他一切的规矩几乎都运转在这套规矩之下，也是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