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嘛，对于这个扶贫工作，各级各部门都是很重视的。
其他那些没有评为贫困村的地方修路，是本着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按照三个三分之一的比例来解决村通公路的修建费用的，也就是政府、集体和个人各出资三分之一的修路费用。
为了实现让所有村民都走上干净水泥路的目标，县上已经对这些贫困户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减免，由政府负担了一半多的修路费用。
经过政府的补助，只要求这些贫困户象征性地缴纳四十元钱一米的修路费就行。
十八公分厚、两米多宽的水泥路，一米四十元钱连工钱都不够。
那些真正的贫困户，甚至连这四十元钱都是由集体出的，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是应该的。
可是，对于那些子女条件较好的贫困户，大部分村民都是反对由集体帮他们出这四十元钱的。
按照他们家庭的实际情况，这点钱根本算不了什么，既然已经享受了贫困户的其它优惠政策，就不能够再占集体的便宜。
于是，村上在向上级申请修路资金的时候，就没有把那些不交修路款的‘贫困户’家的道路计算进去。
结果到了修路的时候，这些原先不交钱的‘贫困户’看到别人门前都打了水泥路，而自己门前仍然只能走泥水路，心里又不平衡了。
就想按照每米四十元的标准把费缴了，也要把水泥路修到自己的家门口。
可这修路的工程，是需要上级部门层层审批并经过审计的，不可能像自由市场一样，多又多点，少点也可以。
但是，贫困户这个称号确实好使，他们闲得没事的时候，动不动就到各级政府找领导，向上级反映他们在村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上面相关部门的同志，对这里面的情况多少也是知道一点的，对于这些‘贫困户’的胡搅蛮缠也没有合适的办法。
再说了，对于这些帮扶人员来说，他们一天也不是没有事做，除了扶贫之外，本职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哪有时间整天来应对这些‘贫困户’的纠缠。
只好给村上打招呼，让他们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好让这些人别再去闹，免得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
村上的同志没有办法，只好这里节约一点，那里少修一个会车点，相当于是从别人的路上把水泥抠出来，然后铺在这些人的路基上。
但这水泥路也不可能修得太薄，十八公分变成了十六、七公分，到了通向那些‘贫困户’的道路，就只剩下十四、五公分了。
可这样还是不够，材料已经用完了，但修好的水泥路隔这家人的门口还有十多米远。
看着工人们都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这下这条路经过的两家‘贫困户’急了，找到村上要他们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但是村上的人为了这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大家从自己出钱修的路上给你抠出了一条路来，你还想怎么样。
反正是不管这两家‘贫困户’怎么闹，村民们都不同意出钱给他们修路。
最后，这两家人只好一家出了三千多块钱，勉强把那十多米的土路铺上了水泥路。
吴总，你说，遇到这样的‘贫困户’，真的能够扶得起来吗？”
吴光良以前还真不知道，在利益面前，人竟然会变得那样的无耻。
呆了一会儿，说：“李县长，你们这样做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的脱贫，因为他们这是精神上的贫穷。
除此之外，你们的帮扶政策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政策，应该是用来引导群众奋斗方向的。
正确的政策，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地方的风气，让它符合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而错误的政策，却可以摧毁大家好不容易才形成的良好价值观和道德观。
扶贫，必须要找到他们甘当贫困户的根源，并用政策的手段来改变这样的倾向。”
“道理大家都懂，可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完全改变他们甘当贫困户的观念？”
吴光良想了想，说：“在我们民生公司的注册成员里，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覆盖了所有注册成员的诚信平台存在，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一旦被人举报，他因诚信值下降所受到的影响，比他所得到的那点利益大得多。
而且，所有成员的个人账户收支情况，在系统后台可以轻易的统计出来。
这样的情况，在图瓦卢特区更加明显，因为那里早已经实现了无现金社会，所有人的收支情况，都会通过平台的统计得以体现。
所以，如果我们要出台什么政策的话，平台的统计数据可以提供准确的参考，而不是像你们这样，连贫困户的基本收支情况都是一抹黑……”
李东生举起一只手，说：“别说那些没用的，我们地方政府不像你们企业，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
政府部门做事，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所以，在当前这个法律法规框架下，我们并没有你们解决问题那样直接和灵活。
我只想问问你，假如你处在这个位置，又能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吴光良说：“魏总以前给我讲过一种处理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思想好像是来自于‘五行生克’。
按照他所说的理论，这个脱贫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的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先抛开其它因素，把脱贫单独拿来分析。
按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