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下午两点，正在雅安视察的刘文辉给安毅连发三份电文，第一份是礼节上的贺词，还说接下来的元宵节，他的族兄刘文彩将会前往叙府，与各界老朋友聚上一聚，共同协商如何大力发展双边关系、振兴四川经济；第二份电报紧接着第一份而来，叙说英国驻印度殖民军队武装了约为万人的西康叛乱分子，于大年初一上午侵占了邓科和德格两大重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第三封电报是安毅复电后一个小时发来的，刘文辉几乎得出和安毅一样的意见，认为川康、滇西、滇南的武装暴乱和冲突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个地段、每一次冲突都有英国人参与其中，认定英国驻印度总督和殖民军队司令部是一系列侵略挑衅事件的罪魁祸首。
安家军的一个个将领接到通知，于当晚八点在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
刚把家人接到叙府的江防司令路程光也放下一切，第一个赶到安毅身边；陪同曲慕辰游览叙府真武山的叶成和屠智荣等人立即下山；一年到头不见人影的杜易难得地陪同父母和老婆孩子看电影，闻讯悄悄离开电影院赶到情报局；正在湖州探亲访友的川南警备司令兼叙府行营参谋长杨斌接到急电，立刻告别家人，率领副官和侍卫长赶赴杭州，搭乘西南航空公司最后一班杭州至南昌至叙府的班机飞回叙府。
下午三时，南昌行营。
考察南昌“新生活运动”展开情况的蒋介石同时接到安毅和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发来的急电，立即召集麾下心腹，召开特别会议。
已经悄悄调回蒋介石身边担任剿匪司令部秘书长的杨永泰愁眉紧锁，一言不发，静静等候葛敬恩、曹浩森、林蔚、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发表意见，可这几人除了参谋次长葛敬恩之外，谁都不熟悉西南情况。
葛敬恩早就知道蒋介石的“坚忍”政策，沉着脸，闭上嘴不愿表态，弄得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非常尴尬。
陈立夫看到蒋介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略微犹豫，硬着头皮站了起来：“如果自乾（刘文辉）将军所言属实，数年来叛乱不休的西康地区恐怕会出现更大的危机。之前叛军一直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遇到川军出击通常是溜之大吉，如今竟然出现上万武装分子，连续攻克并占领西康与藏边两座重镇，并采取烧杀掳掠的过激方式，很明显是恶意为之的。这个问题虽然发生在西康，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引发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元月一日日军轰炸北平密云的龙王庙，就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抗议，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抨击，非常被动，更为严重的是，沈阳、旅顺和锦州在昨天下午和晚上接连发生四次大爆炸，日军物资仓库、中转车站几乎全被捣毁，百余日军在爆炸中丧生，这一切，很有可能是民间抗日组织大规模报复的前兆，接下去估计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蒋介石非常清楚日本人遭受报复的事情，昨晚接二连三接到东北爆炸案的消息时，蒋介石甚至有种极为舒畅的快感。
刚开始蒋介石以为是安毅主管的第四厅所为，因为目前安毅只向军统局交割了华北、华中两部分的情报机构，日占区的东北情报站并不在交割之列，安毅也否认东北情报站的继续存在，解释说东北站的情报员全都撤回华北，并已经转入军统局相关部门。
戴笠也认同了安毅的解释，汇报说除了经贸这条线还在第四厅管辖范围内，其他如侦查、行动、技术等部门均已悉数转入军统局编制序列，人数多达三百余人，军统局的华北地区各情报站正因为得到这批宝贵人才的加盟，才得以迅速组建并开始高效地运转起来。
第四厅厅长赵瑞也在密电中否认了是第四厅所为，但不排除这是之前想加入第四厅外围组织的“东北抗日青年团”和“东北铁血锄奸团”自发组织的反抗行动，因为这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几乎全都是原东北军中的年轻军官，因为对少帅的极度失望和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他们拒绝了东北军情报部门的招揽，但由于第四厅已经把华北主要情报力量和秘密据点移交给了军统局，所以断绝了与这些民间抗日团体的联系。
戴笠和赵瑞的汇报，蒋介石虽然不完全相信，但是也毫无办法，他虽然怀疑对日本人极为警惕的安毅仍然绕过军统局甚至绕过第四厅，向整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地下抗日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上的帮助，但这仅仅只是怀疑，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就连无孔不入的日本情报机关都抓不住安毅的把柄，刚刚在华北立足的军统局和徐恩曾那点儿可怜的党务调查力量，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秘密。
但是今天接到的急报不同以往，刘文辉虽然狡猾，但不会在大年初一这个合家欢庆的日子鲁莽地以报忧不报喜的方式诉说自己的难堪。
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英国人支持的叛军闹得不是很过分，刘文辉也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淡化，因为他这个四川省主席也不愿意自己统治的川康地区，不时传出有损其威信甚至激发民愤民怨的消息来，这次不择时日的急报，足以看出危机已经超出刘文辉控制的范围，他再压着很可能对他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神色严峻，看不出喜怒哀乐，但是他此刻的心情和安毅的心情一样，有一种如梦方醒的惊愕感和耻辱感，知道被英国人彬彬有礼的外交手段和阳奉阴违的对华政